D單位、蔣某4訴A單位股東會決議效力及公司增資糾紛案
[裁判摘要]
一、在民商事法律關系中，公司作為行為主體實施法律行為的過程可以劃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公司內部的意思形成階段，通常表現為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二是公司對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階段，通常表現為公司對外簽訂的合同。出于保護善意第三人和維護交易安全的考慮，在公司內部意思形成過程存在瑕疵的情況下，只要對外的表示行為不存在無效的情形，公司就應受其表示行為的制約。
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三十五條的規定，公司新增資本時，股東有權優先按照實繳的出資比例認繳出資。從權利性質上來看，股東對于新增資本的優先認繳權應屬形成權。現行法律并未明確規定該項權利的行使期限，但從維護交易安全和穩定經濟秩序的角度出發，結合商事行為的規則和特點，人民法院在處理相關案件時應限定該項權利行使的合理期間，對于超出合理期間行使優先認繳權的主張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10)民提字第48號
申請再審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A單位。
法定代表人：陳某2，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華萍，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夏惠民，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律師。
申請再審人(一審第三人、二審被上訴人)：B單位。
法定代表人：陳某2，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華萍，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夏惠民，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律師。
申請再審人(一審第三人、二審被上訴人)：陳某2。
委托代理人：華萍，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夏惠民，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D單位。
法定代表人：蔣某4，董事長兼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姚惠娟，北京市東元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吳宏順，北京市東元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蔣某4。
委托代理人：姚惠娟，北京市東元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吳宏順，北京市東元律師事務所律師。
申請再審人A單位、B單位、陳某2為與被申請人D單位股東會決議效力及公司增資糾紛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2006)川民終字第515號民事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于 2009年11月16日以(2008)民申字第 1457號民事裁定，提審本案。本院依法組成由審判員張勇健擔任審判長，審判員雷繼平、代理審判員劉崇理參加的合議庭進行了審理，書記員白雪擔任記錄。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四川省綿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查明：A單位(以下簡稱科創公司)于2001年7月成立。在2003年12月科創公司增資擴股前，公司的注冊資金475．37萬元。其中蔣某4出資額67．6萬元，出資比例14．22％，為公司最大股東；D單位(以下簡稱紅日公司)出資額27．6萬元，出資比例5．81％。科創公司第一屆董事長由蔣某4擔任。2003年 3月31日，科創公司作為甲方，林大業、陳某2作為乙方，綿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高新區管委會)作為丙方，簽訂了合作開發建設綿陽錦江城市花園的合作協議書(石橋鋪項目)。2003年 7月2日，全體股東大會通過選舉李紅為公司董事長，任期兩年的決議。此后蔣某4在科創公司的身份為董事。2003年12月5日，科創公司發出召開股東代表大會的通知，該通知主要記載了開會時間、開會地點、參會人員、列席人員及議題。開會時間定于2003年12月16日下午4：00，議題是：1．關于吸納陳某2為新股東的問題；2．關于公司內部股權轉讓問題；3．新科創公司的新股東代表、監事、會計提名等。2003年12月16日下午，蔣某4、紅日公司的委托代表常毅出席了股東會。該次股東代表會表決票反映，蔣某4對上述三項議題的第2項投了贊成票，對第1項和第3項投了反對票；紅日公司的委托代表常毅對第2項和新會計的提名投了贊成票，其余內容投了反對票，并在意見欄中注明：“應當按照公司法第39條第二款規定先就增加資本拿出具體框架方案，按公司原股東所占比重、所增資本所占增資擴股后所占比重先進行討論通過，再決定將來出資，要考慮原股東享有公司法規定的投資(出資)權利”。該次股東會擔任記錄的梁周平整理了會議紀要，除蔣某4、紅日公司和投棄權票的四名股東未在會議紀要上簽名外，其余股東在會議紀要上簽名。該紀要中記載：應到股東代表23人，實到22人，以記名方式投票表決形成決議；討論了陳某2的入股協議，同意吸納陳某2為新股東(經表決75．49％同意，20．03％反對，4．48％棄權)；同意科創公司內部股份轉讓(經表決100％同意)。紀要還記載了與陳某2合作方式的六點建議和關于新科創公司的新股東代表、監事、會計提名的表決情況及有股東代表建議應由大股東作為公司董事的意見等。此后蔣某4在科創公司的身份為監事。
2003年12月18日，科創公司為甲方，陳某2為乙方簽訂了《入股協議書》，該協議主要記載：乙方同意甲方股東大會討論通過的增資擴股方案，即同意甲方在原股本475．37萬股的基礎上，將總股本擴大至1090．75萬股，由此，甲方原股東所持股本475．37萬股占總股本1090．75萬股的 43．6％；乙方出資800萬元人民幣以每股 1．3元認購615．38萬股，占總股本1090．75萬股的56．4％；科創公司的注冊資金相應變更為1090．75萬元，超出注冊資本的 184．62萬元列為資本公積金；該項資本公積金不用于彌補上一年的經營虧損，今后如用于向股東轉增股本時，乙方所擁有的股份不享有該權利；本協議簽字7天內，乙方應將800萬元人民幣匯入甲方指定賬號，款到7個工作日之內，甲方負責開始辦理股東、董事及法定代表人和公司章程等變更的工商登記手續，稅務等其他有關部門的變更登記手續于一個月辦妥；雙方同意乙方投資的800萬元人民幣專項用于支付甲方通過政府掛牌出讓程序已購得的綿陽高新區石橋鋪376．65畝住宅用地的部分地價款；乙方入股后預計先期投入3000萬元人民幣開發綿陽高新區石橋鋪376．65畝住宅用地項目；甲乙雙方與高新區管委會于2003年3月31日簽訂的合作協議書繼續有效，與本協議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協議一式四份，甲乙雙方各執兩份，經雙方簽字且800萬元人民幣到賬后生效，該協議還就董事會組成、抵押擔保、財務管理、利潤分配和盈虧分擔等內容作了約定。 2003年12月22日，陳某2將800萬元股金匯入科創公司的指定賬戶。
2003年12月22日，紅日公司向科創公司遞交了《關于要求作為科創公司增資擴股增資認繳人的報告》，該報告的主要內容為：主張蔣某4和紅日公司享有優先認繳出資的權利，愿意在增資擴股方案的同等條件下，由紅日公司與蔣某4共同或由其中一家向科創公司認繳新增資本800萬元人民幣的出資。2003年12月25日，工商部門簽發的科創公司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上記載：法定代表人陳某2、注冊資本壹仟零玖拾萬柒仟伍佰元、營業期限自2003年 12月25日至2007年12月24日。2003年 12月25日科創公司變更后的章程記載：陳某2出資額615．38萬元，出資比例 56．42％，蔣某4出資額67．6萬元，出資比例 6．20％，紅日公司出資額27．6萬元，出資比例2．53％。2003年12月26日，紅日公司向綿陽高新區工商局遞交了《請就A單位新增資本、增加新股東作不予變更登記的報告》。此后，陳某2以科創公司董事長的身份對公司進行經營管理。2005年3月30日，科創公司向工商部門申請辦理公司變更登記，提交了關于章程修正案登記備案的報告、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份轉讓協議書、陳某2出具的將 614．38萬股股份轉讓給B單位(以下簡稱固生公司)的股份增減變更證明、收據等材料。章程修正案中記載的股東名稱、出資額、出資比例是：固生公司出資額615．38萬元、出資比例56．42％；陳某2出資額116．24萬元， 出資比例 10．66％；蔣某4出資額67．6萬元，出資比例 6．20％；紅日公司出資額27．6萬元，出資比例2．53％。
2005年12月12日，蔣某4和紅日公司向一審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確認科創公司 2003年12月16日股東會通過的吸納陳某2為新股東的決議無效，確認科創公司和陳某22003年12月18日簽訂的《入股協議書》無效，確認其對800萬元新增資本優先認購，科創公司承擔其相應損失。
四川省綿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關于科創公司2003年12月16日股東會通過的吸納陳某2為新股東的決議的效力問題，紅日公司和蔣某4主張無效的理由是，科創公司只提前11日通知各股東召開股東會，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1999年修訂，以下簡稱99公司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召開股東會議，應當于會議召開十五日以前通知全體股東”的規定，且在增資擴股的問題上通知書也不明確。從本案查明的事實反映，蔣某4在本案中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原告紅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在2003年7月2日以前是科創公司的最大股東和董事長，此后至12月16日期間，是科創公司的最大股東和董事。蔣某4在任科創公司董事長期間，科創公司簽訂了與陳某2等就石橋鋪項目進行合作的合作協議，而且參加了2003年12月16日的股東會并對會議議題行使了表決權，對其中“吸納陳某2先生為新股東”的議題投了反對票。根據99公司法第三十九條第二款關于“股東會對公司增加或者減少注冊資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變更公司形式作出決議，必須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的規定，股東會決議的效力不取決于股東會議通知的時間及內容，而決定于股東認可并是否達到公司法的要求。查明的事實反映，2003年12月16日“吸納陳某2先生為新股東”的決議中涉及科創公司增資擴股800萬元和該800萬元增資由陳某2認繳的內容已在股東會上經科創公司75．49％表決權的股東通過。因此“吸納陳某2先生為新股東”的決議符合上述規定，該決議有效。紅日公司和蔣某4以通知的時間不符合法律規定，內容討論不符合議事程序主張“吸納陳某2先生為新股東”決議無效的理由不成立。
關于科創公司與陳某2于2003年12月18日簽訂的《入股協議書》的效力問題。紅日公司和蔣某4主張該協議是科創公司與陳某2惡意串通損害其股東利益而簽訂的，但根據一審法院查明的事實，其并未提供證據證明該事實存在。庭審中紅日公司和蔣某4提出科創公司于2005年12月25日在工商局辦理的科創公司變更登記不真實的主張，這涉及工商部門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的問題，是另一層法律關系，不屬本案審理范圍。經審查，該《入股協議書》的主體適格，意思表示真實，不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應為有效協議。故紅日公司和蔣某4關于《入股協議書》無效的主張不成立。
關于紅日公司和蔣某4能否優先認繳科創公司2003年12月16日股東會通過新增的800萬元資本，并由科創公司承擔相應損失的問題。按照99公司法第三十三條關于“股東按照出資比例分紅。公司新增資本時，股東可以優先認繳出資”的規定，蔣某4、紅日公司作為科創公司的股東，對公司新增資本享有優先認繳權利。但99公司法對股東優先認繳權的期間未作規定。2006年5月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一)》第二條規定：“因公司法實施前有關民事行為或者事件發生糾紛起訴到人民法院的，如當時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沒有明確規定時，可以參照適用公司法的有關規定”。2005年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新公司法)也未對股東優先認繳權行使期間作規定，但新公司法第七十五條第一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對股東會該項決議投反對票的股東可以請求公司按照合理的價格收購其股權”、第二款規定“自股東會會議決議通過之日起六十日內，股東與公司不能達成收購協議的，股東可以自股東會會議決議通過之日起九十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該條雖然針對的是異議股東的股權回購請求權，但按照民法精神從對等的關系即公司向股東回購股份與股東向公司優先認繳出資看，后者也應當有一個合理的行使期間，以保障交易的安全和公平。從本案查明的事實看，紅日公司和蔣某4在2003年12月22日就向科創公司主張優先認繳新增資本800萬元，于2005年12月12日才提起訴訟，這期間，陳某2又將占出資比例 56．42％股份轉讓給固生公司，其個人又陸續與其他股東簽訂了股權轉讓協議，全部辦理了變更登記，從2003年12月25日起至今擔任了科創公司董事長，科創公司的石橋鋪項目前景也已明朗。因此紅日公司和蔣某4在2005年12月12日才提起訴訟不合理。2003年12月16日的股東會決議、《入股協議書》合法有效，紅日公司和蔣某4主張優先認繳權的合理期間已過，故其請求對800萬元資本優先認繳權并賠償其損失的請求不予支持。
綜上所述，2003年12月16日股東會決議和《入股協議書》合法有效。紅日公司和蔣某4在2003年12月22日向科創公司主張優先權時，上述兩協議已經生效并已在履行過程中，但紅日公司和蔣某4沒有及時采取進一步的法律措施實現其優先權。本案起訴前，圍繞科創公司和公司股權又發生了一系列新的民事、行政關系，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交易關系，為保障交易安全，紅日公司和蔣某4在本案中的主張不能成立。據此四川省綿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2006)綿民初字第2號民事判決書判決：駁回紅日公司、蔣某4的訴訟請求。第一審案件受理費50 010元，其他訴訟費25 005元，合計 75 015元，由紅日公司和蔣某4共同負擔。
紅日公司和蔣某4不服一審判決，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稱：科創公司只提前11天通知召開股東會違反了公司法規定提前15天通知的強制性法定義務，且通知內容沒有公司增資擴股的具體方案和《入股協議書》草案，股東會中突襲表決，議事程序違法。股東會上紅日公司和蔣某4投了反對票，提出同意增資800萬元，但不放棄優先出資權。股東會決議中公司增資 800萬元有效，但吸納陳某2為新股東的決議和《入股協議書》因侵犯其優先認繳出資權而無效。公司法對股東行使優先認繳出資權的訴訟時效沒有規定，應適用民法通則規定的兩年訴訟時效。紅日公司和蔣某4知道權利被侵害的時間是2003年12月 22日，訴訟時效從此時起算直至2005年 12月22日才屆滿，本案于2005年12月 12日提起訴訟，未超過訴訟時效期間。一審判決參照適用公司法對公司回購股東股份所規定的90日，是適用法律錯誤。陳某2是固生公司法定代表人，固生公司取得股份并非善意，其股東身份也不合法，因此不存在保護交易安全的問題。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訴人科創公司、固生公司和陳某2答辯稱：雖然科創公司召開股東會通知程序不符合公司法關于要提前15天通知的規定，但該條款是任意性規范，且公司股東均準時參加，不影響決議效力。科創公司所提“吸納陳某2先生為新股東”的含義是定向增資擴股，該議題已經三分之二表決權的股東表決通過，陳某2盡到了合理的注意義務，根據99公司法第三十九條的規定，該議題的決議合法有效。公司增資擴股，由公司與新股東簽訂入股協議，法律并無禁止性規定，并且代表了公司絕大多數股東的意志，未違反99公司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紅日公司和蔣某4提出優先認繳時，《入股協議書》已經成立并在履行過程中，應為有效。科創公司是因公司面臨土地價款無法繳納，土地將被政府收回的困境而吸收陳某2入股，陳某2出資800萬元，以 1．3元溢價購股，且承諾成為新股東后不得再以股東身份分享科創公司在合作協議項目中應分得的35％的盈利，該決議使公司利益最大化，保證了原股東利益。以后陳某2將股份以贈與和轉讓方式轉給固生公司，陳某2和固生公司均是善意第三人。而紅日公司和蔣某4在長達兩年時間內多次參加陳某2主持的董事會和股東會，沒有就優先出資權進一步采取法律措施，卻在公司稍有起色的情況下提起訴訟，缺乏合理性和正當性。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對一審法院認定的事實予以確認，并補充認定以下事實： 2001年7月，科創公司成立，注冊資本156萬元，股東20人，均為自然人，蔣某4出資 52萬元，出資比例為33．33％，擔任董事長。 2003年1月20日，科創公司通過掛牌出讓方式取得綿陽高新區石橋鋪國際招商區 325畝住宅項目用地，但沒有支付土地出讓金，沒有取得土地使用權證。2003年3月31日，科創公司與林大業、陳某2、高新區管委會簽訂石橋鋪項目合作協議書，約定由科創公司負責支付地價款，由陳某2負責項目開發資金及建設。同年9月，科創公司董事長變更為李紅，新增注冊資本 319．37萬元，注冊資本變更為475．37萬元，變更后股東為23位，增加了自然人股東2人和法人股東紅日公司。蔣某4出資從 52萬元變更為67．6萬元，出資比例變為 14．22％，紅日公司新出資27．6萬元，出資比例為5．81％。科創公司的章程規定：公司新增資本時，股東有優先認繳出資的權利；公司召開股東大會，于會議召開15日以前通知全體股東，通知以書面形式發送，并載明會議時間、地點、內容；股東大會對公司增加減少注冊資本作出決議。同年12月 16日，科創公司召開股東會，討論了陳某2入股的《入股協議書》，通過了吸納陳某2為新股東的提案，蔣某4和紅日公司投反對票。同月18日，科創公司和陳某2簽訂《入股協議書》，約定由陳某2出資800萬元，以每股1．3元認購615．38萬股。同月 22日，陳某2以付地款名義向科創公司賬戶匯入購股款800萬元，紅日公司要求優先認繳新增資本。同月25日，科創公司變更法定代表人為陳某2，注冊資本變為 1090．75萬元，陳某2占56．4％。2003年12月26日，科創公司繳納土地款800萬元。 2004年3月5日，科創公司交清全部土地款13 020 175元，取得土地使用證。2005年2月1日，科創公司召開股東會形成決議，通過陳某2將1萬股贈與固生公司的提案，紅日公司和蔣某4參加會議，投棄權票。同年3月1日，陳某2將614．38萬股轉讓給固生公司，固生公司持有科創公司股份共計615．38萬股。2005年2月至 2006年11月，陳某2以每股1．2元的價格收購了其他自然人股東315．71萬股。科創公司股東變更為：固生公司615．38萬股，占56．42％； 陳某2315．71萬股，占 28．94％；蔣某467．60萬股，占6．20％；紅日公司27．60萬股，占2．53％；其他自然人股東11人，共64．46萬股，占5．91％。目前，科創公司擬開發的石橋鋪項目僅修了一條從城區公路通往項目所在地的200米左右的水泥路，整個項目因拆遷和規劃等問題尚未破土動工。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科創公司于2003年12月16日召開的股東會議所通過的關于“吸納陳某2先生為新股東”的決議，結合股東會討論的《入股協議書》，其內容包括了科創公司增資800萬元和由陳某2通過認繳該800萬元新增出資成為科創公司新股東兩個方面的內容。根據99公司法第三十八條第一款第(八)項關于“股東會行使對公司增加或者減少注冊資本作出決議的職權”，第三十九條第二款關于“股東會對公司增加或者減少注冊資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變更公司形式作出決議，必須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的規定，科創公司增資800萬元的決議獲代表科創公司75．49％表決權的股東通過，應屬合法有效。根據99公司法第三十三條關于“公司新增資本時，股東可以優先認繳出資”的規定以及科創公司章程中的相同約定，科創公司原股東蔣某4和紅日公司享有該次增資的優先認繳出資權。在股東會議上，蔣某4和紅日公司對由陳某2認繳800萬元增資股份并成為新股東的議題投反對票并簽注“要考慮原股東享有公司法規定的投資(出資)權利”的意見，是其反對陳某2認繳新增資本成為股東，并認為公司應當考慮其作為原股東所享有的優先認繳出資權，明確其不放棄優先認繳出資權的意思表示。緊接著在同月 22日和26日，蔣某4和紅日公司又分別向科創公司遞交了《關于要求作為科創公司增資擴股增資認繳人的報告》，向綿陽市高新區工商局遞交了《請就A單位新增資本、增加新股東作不予變更登記的報告》，進一步明確主張優先認繳出資權。上述事實均表明紅日公司和蔣某4從未放棄優先認繳出資權。但是，科創公司在沒有以恰當的方式征詢蔣某4和紅日公司的意見以明確其是否放棄優先認繳出資權，也沒有給予蔣某4和紅日公司合理期限以行使優先認繳出資權的情況下，即于同月18日與陳某2簽訂《入股協議書》，并于同月25日變更工商登記，將法定代表人變更成陳某2，將公司注冊資本變更為 1090．75萬元，其中新增資本615．38萬元登記于陳某2名下。該系列行為侵犯了法律規定的蔣某4和紅日公司在科創公司所享有的公司新增資本時的優先認繳出資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第(五)項關于“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民事行為無效”的規定，股東會決議中關于由陳某2認繳新增資本800萬元并由此成為科創公司股東的內容無效，科創公司和陳某2簽訂的《入股協議書》也相應無效。雖然本案所涉股東會決議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決權的股東投票通過，但公司原股東優先認繳新增出資的權利是原股東個體的法定權利，不能以股東會多數決的方式予以剝奪。故蔣某4和紅日公司所提股東會議決議中關于吸收陳某2為股東的內容、《入股協議書》無效，其享有優先認繳科創公司800萬元新增資本的上訴理由依法成立，二審法院予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