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面臨的最重要外交政策問題之一，是美國和中國的關系前景。美國是我們最重要的盟友，而中國是我們最大的貿易伙伴。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出現任何重大變化都會對我們的安全和經濟繁榮產生影響。我相信美中兩國領導人能夠締造一個建設性的和平未來，并且能夠克服兩個世界大國在同一地區實現影響力最大化時所不可避免產生的挑戰。

　　但我要承認，對于這一點還存在不同觀點。例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研究學教授休·懷特最近在《季評》和《澳大利亞人報》上發表文章說，如果中國持續快速發展的話，就會“重建世界秩序”。他提出，如果美國無法適應中國在亞洲崛起的力量，兩個大國之間就有可能出現“敵對狀態”。

　　今年，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更加強烈地表達了這一看法，認為“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中美之間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激烈的安全競爭”。這是因為出于安全考慮，中國希望成為亞洲的主導力量，實現這個目標的一個方法就是把美國趕走。

　　我認為能保持穩定的理由之一是，中國的崛起是建立在與美國及其盟友經濟高度一體化的程度上。美國是中國工業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其購買量達到中國商品出口的l8%。這與美國和蘇聯之間可以忽略不計的貿易量形成鮮明對比。從20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蘇聯和美國之間的貿易只占各自貿易總量的1%。結果，在冷戰期間，戰略緊張關系中并不存在明顯的經濟對抗。

　　中國沒有表現出任何要成為擴張主義者的跡象，它并不想成為尋求領土或影響力擴張的全球霸主。中國在現代史上并未表現出領土擴張的欲望。

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利益刺激了該國與其主要貿易伙伴保持和平的關系，即使其中一個或多個國家可能是其競爭對手。

　　盡管存在這些緊密的經濟聯系，但如果出現嚴重的地區安全問題，中國肯定會把政治因素置于經濟利益之上。因此，澳大利亞的挑戰是要與其他國家合作，減少這種情況發生的風險。

　　澳大利亞和美國的決策者必須要注意，有關中國如何自我表現的激烈觀點，并不會變成自動成真的預言。換句話說，如果西方只在“中國未來將成為威脅”的基礎上制定政策，中國反而可能會作出相應的反應。這是錯誤的方式。

　　中國能夠和平崛起，而其中政府政策扮演著重要作用。美國及其親密盟友，包括澳大利亞，必須認真推敲，創造性地利用軟實力，從而實現一個令中國作為全球重要力量扮演建設性角色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