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扶貧的“95后”：“5+2，白+黑”，每天都是“跑”著過的
陳程剛結束村里“春晚”的表演，臉上厚重的舞臺妝還沒來得及卸掉。這也是她的工作之一。“我們辦公室出的節目是打快板。”
她從兜里掏出手機，密密麻麻幾十行臺詞里，出現得最多的字眼是“脫貧”。
 陳程到村里貧困戶唐玉鳳家慰問。新京報實習生周小琪攝 2018年跨年時，陳程的幾個好朋友不是在香港看演唱會，就是去了北極看極光。只有她，在家里守著電視遙控器，在不同衛視的跨年演唱會之間來回切換。“朋友圈也懶得發了，畫風都差不多。”
我的好友陳程是廣西灌陽縣灌陽鎮的一名公務員，從事精準扶貧工作。那里是我們的家鄉。從桂林市區到鎮上只有大巴，汽車在前兩年剛建成的高速公路上搖搖晃晃兩個多小時，繞過無數個彎，才能開到山的深處。灌陽鎮就藏在這崇山峻嶺之中。
上中學時，陳程夢想成為一名翻譯官。像經常出現在總理記者見面會上的張璐那樣，衣著大方干練，梳一頭一絲不茍的短發，唇齒張合之間，就能迅速而精準地把每一句中文譯成英語，“感覺這樣特別酷。”
但去年6月30日，她從河南鄭州的一所大學畢業后，獨自一人坐上回家大巴，山一座接一座地從窗邊掠過，路的前方也只能望到層層疊疊的山。深淺不一的綠向四面八方綿延開來，沒有盡頭。
她的人生又一次和故土緊緊纏繞在了一起。
第一次離農村這么近
陳程從小在縣城長大，家境不錯，初中畢業后又考上了市里的重點中學。除了偶爾去一下鄉下的外婆家外，她人生中前二十年和農村的交集微乎其微。
“我那時覺得農村就像陶淵明寫得那樣，很田園的感覺。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就是用來享受的。”
直到去年10月，陳程以鎮扶貧辦工作人員的身份下鄉，見到了貧困戶張文軍（化名）和他的妻子。
張文軍家遠離村落，孤零零立在半山腰。通往他家只有一條狹窄的山道，對面不遠處就是“山洪災害危險區”。
房子雖然是兩層的磚混結構，但沒有安玻璃窗，磚墻也被腐蝕成了灰褐色。從空洞的窗口望進去，黑漆漆的一片，依稀可以看到內墻只用水泥粗略地抹了一遍。橫梁裸露著，除了施工用的木質腳手架，空無一物。
陳程和同事來到張文軍家時，張和妻子正坐在門口，一人一張小板凳，誰也不說話，目光呆滯地望著前方。“他們坐在那里，已經和這個社會徹底脫節。一切都和他們沒有關聯。”
 村民張文軍的家。受訪者供圖 張文軍快六十了，背佝僂著，兩鬢斑白，平時會去鎮上做點兒零工，兒子在外地打工，妻子則在家守著一畝三分地，家里的年收入加起來不會超過兩千塊。
陳程突然發現，不是每個農民都能過上田園牧歌式的生活，還有不少人像張文軍這樣活著。她第一次和農村離得這么近。
不下鄉時，陳程還要接待因為各種事務來扶貧辦反映情況的人，每天至少七八個。她要耐心解答他們的各類問題，大多數人通情達理，但偶爾也會遇上一兩個例外。
一次，一名中年男子沖進辦公室，大聲質問自家為什么沒被評上貧困戶。陳程說，因為他享受了五保政策，不在貧困戶的評選范圍。陳程和同事們花了很長時間向他解釋，可無濟于事。他始終氣勢洶洶地叫嚷，連辦公室里氣場最強的王姐都鎮不住。
“他還要把我的電腦搬去賣錢。我們實在沒辦法，只能通知保安把他架走了。”陳程苦笑著搖搖頭。
“每天都是‘跑’著過”
或許因為父母也是公務員的緣故，陳程從小就喜歡安定的、可掌控的東西，不希望生活里有太多變數。
以前上大學時，她每天早上七點起床，教室、圖書館、食堂、宿舍，四點一線，晚上十一點前一定要準時上床睡覺。
選擇考公務員也是看中它的穩定可控，喜歡這種朝九晚五的感覺。但事實卻和陳程的想象全然不同，“5+2，白+黑”才是生活的常態。
成為職場新人的第四天，她就加班到了晚上十一點。餓著肚子走出辦公室后，直奔附近的夜宵攤，點了炒粉和燒烤。那時，她以為十一點已是加班的極限，完全沒想到之后還會熬大夜。最夸張的一次，她連續三天沒合過眼。
“每天都是‘跑著’過的，”陳程說，“包括我們領導，你能看到的所有人都在‘跑’。如果你不跑，做事慢吞吞的，就跟不上節奏。”
如今，陳程的辦公桌在鎮政府政務中心三樓最里側的房間。這間二十余平米的辦公室內整整齊齊擺放著七張桌子。每張桌子上都有一臺電腦，以及一摞摞堆疊在一起的文件。
陳程從小山般的紙堆中抽出一個厚厚的綠皮本子，封皮上寫著“工作日記”。短短半年內，她已經記完了一整本。
 陳程的工作日記。受訪者供圖 本子里是她每天的工作完成情況：從最簡單的打印、復印文件，到填寫、核查各類表冊信息，再到下鄉去貧困戶家里調研，最多的時候，她一天走訪了23戶貧困戶。瑣碎繁雜的事務，把每一天填得滿滿當當。
因為工作繁忙，鎮政府又沒有食堂，很長一段時間里，陳程只能吃快餐過活，索然無味，又沒有營養。她開始懷念起學校食堂，尤其是美味的河南燴面和月亮饃。
臘月二十七，陳程匆匆趕來和我見面。
她剛結束鎮里“春晚”的表演，臉上厚重的舞臺妝還沒來得及卸掉。這也是她的工作之一。“最近都忙著排練，我們辦公室出的節目是打快板。”
她從兜里掏出手機，密密麻麻幾十行臺詞里，出現得最多的字眼是“脫貧”。
過去，“精準扶貧”是陳程在新聞里才會看到的詞匯。現在，她每天把這四個字掛在嘴邊。“精準扶貧，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精準到戶、精準施策、精準到人。”
為了做到“精準”二字，這兩年貧困戶的評議流程中特別加入了村民小組、村委會評議環節，以保證貧困戶申請人的家庭情況真實可信。
“至少能切實地幫到別人”
春節前夕，這座偏遠的南方小鎮異常溫暖，日均最高氣溫達到了20度。按縣里的規定，過年前，陳程要去對口幫扶的貧困戶李小春家慰問。一箱牛奶，一箱蘋果，是慰問的“標配”。
工作半年，陳程早有了自己的下鄉“標配”：一個黑色單肩包，一輛白色電動車。她麻利地把慰問物資往車前的腳踏板上一放，跨了上去，風風火火地往村里騎。
剛進家門，李小春的妻子唐玉鳳（化名）便熱情地迎了上來。他們住在一間頗有年代感的平房里，這間房兼具了臥室、客廳、廚房三重屬性，床、沙發、電冰箱統統擠在一起。
陳程和唐玉鳳聊得起勁，嗑起了瓜子。唐玉鳳告訴她，家中新添置了電冰箱、液晶屏電視機，兒子學會了砌墻的手藝，孫女蹦蹦跳跳地上了小學，小女兒也即將邁入高中的大門。
陳程覺得欣慰，對工作的滿意度又高了一些。這份工作雖然不像她想象中那樣輕松，但至少能切實地幫助到別人，而且很穩定。
二十多年來，陳程的夢想從老師變成翻譯官，又從翻譯官變成公務員。唯一不變的，就是她對穩定生活的向往。她甚至不愿意去企業工作，因為“你不知道哪一天就會被炒魷魚。”
我倆共同的一位好友，大學畢業后一個人去了成都工作，在一家新媒體公司工作了兩三個月，又辭職做了獨立編導，自己接活兒干。“我真的蠻佩服她的，但我可能過不來那樣的生活，看著她奔波來奔波去，我覺得安安穩穩地在小縣城也挺好。”
過去的一年，縣里建成了第一家電影院、第一座大型購物商場，橫貫它的江河上架起了一座在當地頗為雄偉的大橋，移動支付悄然出現在沿街的商鋪里、街邊的小攤上……
 完工的大橋。受訪者供圖 陳程見證了所有的變化，看著日子一天天變好，但偶爾還會懷念城市的豐富多彩。
前兩年國慶假期，陳程和我還有兩位好友一起去了上海。我們住在淮海中路附近，短短幾天里，我們體會到了這座城市的所有風情，每個人都被它牢牢地吸引住了。
尤其是陳程，聊天時動不動就會來一句，“要是能再去一次上海就好了”。
“那如果你有機會去上海工作，你會干什么？”我問她。
“考公務員。”陳程毫不遲疑。
小時候，電視機里說：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長大了，慢慢明白，走得到的地方是遠方，回得去的地方是故鄉。
離故鄉越來越近，“年味兒”才越來越濃。故鄉那層層疊疊的煙火、蜿蜒曲折的小路、熟悉的菜香，甚至偶起的幾聲犬吠，都是辭舊迎新的標配。我們離開故鄉在外打拼，回鄉的期待卻不曾停歇。
2018年伊始，我們再一次凝望故鄉。在那里，8年留學生度過了歸鄉后的第一個春節，大齡女人生下了二胎女兒，一個即將消失的村落拍下了一張全村福……
我們試圖呈現中國版圖上不同風貌的故鄉，從一個個故事里勾勒大變革時代的微觀圖景、尋找故鄉給予新時代奮進者的給養。我們記錄他們的故事，也是記錄社會發展的印痕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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