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廣州日報

父親離婚后“消失”十余年，兒子未成年時期未付一分撫養費；兒子成年后拒絕贍養父親，父子倆三十余年未曾來往，形同陌路。

可當父親驟然離世，多年未見的兒子卻突然出現，要求分割遺產，這出“家庭倫理劇”，法院如何判？

1983年，郭某與何某步入婚姻殿堂，次年兒子小郭出生。然而這段婚姻僅維持了6年便破裂。

1989年，經法院判決兩人離婚，小郭由母親何某撫養，郭某需支付撫養費。但在此后的30多年里，郭某仿佛人間蒸發，既沒給過撫養費，也從未探望過小郭。

小郭的成長、教育、醫療等費用均由母親獨自承擔，“父親”這個稱呼，對小郭來說，只是一個空洞的名詞。

2005年，郭某與譚某再婚，兩人共同購買了位于上海的一處房產。

2019年，郭某重病離世，在他病重期間，譚某悉心照料其生活起居。而小郭，是通過法院通知才知曉父親去世的消息。

郭某去世后，譚某與小郭就遺產分割問題產生了激烈爭議。

法庭上，雙方各執一詞。

兒子小郭憤怒地說：“他30年沒管過我，我上學、看病的錢都是媽媽借的。現在他去世了，他妻子卻想獨吞遺產，這太不公平！”

而妻子譚某也反駁道：“他生病這5年，都是我在貼身照顧，兒子連個電話都沒打過。現在來爭遺產，良心何在？”

兒子小郭在父親病逝后突然出現要求分遺產，圖為人民幣 資料圖

奉賢法院審理后認為

未贍養不等于不分遺產，但可以少分

從法律層面看，贍養義務具有獨立性。贍養父母是子女的法定義務，不能因為父母之前未履行撫養義務就免除。子女對父母不盡贍養義務，不僅違反了法律的相關規定，也違背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社會倫理道德。

對此，法律規定，有扶養能力和有扶養條件的繼承人，不盡扶養義務的，分配遺產時，應當不分或者少分。本案中，譚某實際承擔了郭某的主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責任，且在處理后事中發揮關鍵作用，應當多分。

反觀小郭疏于履行贍養義務，既未提供經濟支持，也缺乏必要的情感關懷，應當不分或者少分。但鑒于小郭疏于履行贍養義務系出于郭某在小郭未成年時不履行父親的撫養義務而導致親情缺失，故對于小郭應當酌情少分而非不分。

最終，法院判決上海的房產中，譚某繼承80%，小郭繼承20%。

親情不是數學題，沒有絕對公平。法律不提倡 “以怨報怨”，即便父母未盡撫養義務，子女仍需履行贍養責任。

財產分割時，法院會綜合考量雙方的責任履行情況及存在的過錯。家庭關系需要家庭成員共同用心經營，父母在子女成長中應給予關愛，本案中，小郭成年后也應主動修復與父親的關系，而非“老死不相往來”。

家庭關系的修復，既需要法律作為底線保障，更需要親情的力量來打破隔閡。希望每個家庭都能多一些包容與擔當，少一些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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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人離世后保姆獲巨額遺產 其還要求帶走骨灰海葬

“法官，保姆已經拿到很大金額的遺產了。如今竟還要求我們交出老人的骨灰，這實在太過分了！”我接到一通情緒激動的電話，對方的聲音充滿了憤怒與無奈。

老人的家屬與保姆發生激烈爭執，圖為漫畫示意圖

“我妻子現在在國外陪孩子讀書，她還不知道這個案子。之前保姆王阿姨起訴我妻子要求按照遺囑繼承財產，我妻子已經非常生氣了。之前老人一直是我們照顧的，后來我妻子陪未成年的女兒去國外讀書，再加上我岳母去世了，國內就是我經常去看望我丈人。老人希望海葬，我們愿意履行，但必須是家人來完成，外人絕無可能插手！”張先生在電話里繼續激動地說道。

這是一起一般人格權糾紛案件。原告王阿姨是一位保姆，雇主生前立下遺囑將部分財產留給保姆之后，還另外要求海葬，并指定由保姆一人操辦，不許他人干涉。然而，雇主的骨灰目前由其女兒保管，王阿姨因此起訴女兒，要求歸還骨灰以便由其操辦海葬。近年來，因處理后事引發的一般人格權糾紛并不鮮見，但一般都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像本案系家庭成員與外人的糾紛，確實罕見。保姆還能要求女兒交出父親的骨灰？一時間，連我也覺得匪夷所思。

一份遺囑引發的積怨

“法官，她就是個老實的保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與原告代理人的溝通中，對方反復強調王阿姨的誠實與盡職，在遺產糾紛中已經作出了巨大讓步。“如果按照遺囑，王阿姨能拿到更多錢。她只是覺得既然接受了老人的財產，就應當遵照老人的意愿行事。”

原來，在此之前，王阿姨已因遺囑繼承問題起訴雇主女兒。在那場遺囑繼承糾紛中，雙方積怨已深。女兒一方面對父親為何將巨額遺產贈予外人感到不解，另一方面對父親在母親去世后與自己疏遠，甚至將喪事都交由外人辦理感到痛心。

在傾聽雙方立場后，我意識到此案若直接開庭審理，將陷入諸多復雜的困境：盡管遺囑能傳達被繼承人的意愿，但在涉及人格權和親情情感時，是否應全盤遵照遺囑？是否應剝奪子女的祭奠權利？這是否違背了公序良俗？另外，骨灰的法律屬性尚不明確，是否可以作為遺產處理也存在爭議。本案不僅涉及法律問題，更涉及家庭情感、倫理道德等多個層面。關鍵在于尋找情與法的平衡點。在雙方情緒激烈時，調解成為解決矛盾的有效途徑。

調解陷入僵局

我再次與雙方分別溝通，試圖探尋原告的堅持所在。

“法官，您也看到了，原告就是一個淳樸的保姆，文化程度不高。對其他人來說，可能拿到遺產案子就結束了，這個案子對她沒有任何好處，但她就是要把骨灰要過來，去給老人辦理海葬。她堅持要遵照老人的囑托，完成老人的遺愿。”原告代理人說道。

“我絕不可能將老人的骨灰交給保姆。如果她隨意處置，我們根本無法知曉。更何況，她與老人沒有任何血緣關系！” 被告堅決反對。

鑒于雙方各不相讓，我提出雙方共同執行海葬。但被告丈夫張先生強烈反對：“不可，我妻子見到原告將情緒失控，場面將難以收拾。”原告代理人亦表示：“不可以，原告害怕被告。之前的糾紛已鬧得不可開交，兩人不能相見。”

求“最優解”

面對雙方的對立，我暫時擱置共同執行的方案。顯然，雙方缺乏感情基礎，雇主女兒對保姆還心生怨念。

我多次與王阿姨溝通，肯定她在老人晚年所付出的努力，也從中國傳統習俗出發，希望她能理解雇主女兒的情感需求，避免越俎代庖。同時，我也對被告進行情緒疏導，幫助她理解父親與保姆之間的信任關系。

法官與保姆王阿姨進行溝通，圖為漫畫示意圖

同時，我查詢了海葬的具體流程：由專門部門負責，每年的4月、5月和10月進行。輪船行至指定海域后，由專人組織追思祭奠儀式，隨后在一樓甲板進行骨灰撒海活動，每戶可安排6名家屬參與。

再仔細翻閱卷宗，老人的遺囑雖表明“火化撒灰大海均由保姆一人操辦，不舉辦任何儀式，其他人不得干涉”，但并未明確禁止女兒參與海葬。發現這一突破口后，我提出由王阿姨申請海葬，由雇主女兒攜帶骨灰上船參與儀式。對于這一提議，女兒表示同意，但強烈要求王阿姨不得參與，以免雙方在船上發生沖突。

我再次與王阿姨溝通，“畢竟被告是老人的女兒，兩人之間也沒有什么實質上的矛盾，現在大家都同意海葬，海葬也是有流程要求的，受天氣、環境因素的影響，一年就只有三個月的時間可以實施海葬，現在已經是8月了，最好能趕在今年10月完成海葬，否則要再等到明年4月了。大家都各退一步，由你去辦理海葬的申請事宜，到時候雇主女兒登船由工作人員操辦具體流程。關鍵是實現老人海葬的遺愿。”王阿姨的律師也主動提出：為了避免沖突，可以由她上船參加儀式代為見證。“法官，就按你說的來吧。”王阿姨終于同意了上述方案。2024年10月海葬儀式完成后，王阿姨撤回了本案起訴。至此，本案得以圓滿解決。

死者已逝，生者仍存。處理涉及身后事的案件時，我們必須充分考慮傳統習俗與公序良俗，儀式感與家屬參與感也至關重要。骨灰的性質在法律上并無明確規定，通過調解，我們避免了直接裁決，既尊重了逝者遺愿，又兼顧了子女情感。

作為法官，我們每日在衡量情與法的距離。法律不僅是冰冷的條文，更是有溫度的工具。如何有效化解矛盾，促進社會和諧，才是法官工作的核心。法律的力量不僅在于其剛性，更在于其柔性與包容性。在情與法的交織中，我們追求的不僅是公正，更是人心的安寧與社會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