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安全在讀博士,竟然帶頭“開盒掛人”。

日前,央視新聞曝光了一起“開盒掛人”的案例。一名網絡信息工程專業、主攻網絡安全的在讀博士和另一名大三學生,僅因虛擬偶像之間的粉絲沖突,就對其他虛擬主播及其周邊的人進行開盒、曝光、造謠,導致兩名虛擬主播患上抑郁癥。

在這起案例中,或許是由于被告人之一、網絡安全博士的“專業能力”較強,其開盒顯示出了極高的效率,短短幾個月,受害者就多達三千余人,波及主播本人及公司同事、家人朋友等。

當然,最終二人沒有逃脫法律的嚴懲,被法院認定犯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均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罰金人民幣一萬元。

對“開盒掛人”人們并不陌生。作為一種新型網絡暴力違法犯罪行為,“開盒掛人”會導致公民個人信息大量泄露,還會引發造謠、網暴等一系列問題,近些年已受到高度關注,并進入治理視野。

比如2023年11月,中央網信辦集中整治“開盒掛人”等7類突出問題;在“清朗·2024年暑期未成年人網絡環境整治”中,專門集中整治針對未成年人的“開盒掛人”等典型亂象。可見,“開盒掛人”已經被相關部門重點圈出,且不斷強化打擊力度。

但令人深思的是,如此嚴重的違法犯罪問題,在一些群體中卻如同家常便飯,完全不以為意。偶像被攻擊、喜歡的游戲被“黑”、評論區一言不合的吵架等,這些不起眼、近乎玩鬧一般的小沖突,往往就會成為“開盒掛人”的引爆點。

就像此次曝光案例,其中一名被告人甚至是網絡安全在讀博士——按道理,他更應對網絡安全風險、隱私信息倫理有基本認識,卻偏偏對“開盒掛人”的危害性及法律后果缺乏嚴肅的認識。

而要端正這種認識,就需要凝聚起法治的力量。比如,在高等教育中也需強化法治教育;也比如,對相關責任人進行嚴肅的法律處置,就是一種明確表態——“開盒掛人”不是粉絲圈互撕那么簡單,而是一種違法犯罪,違者必將付出法律的代價。

同時,相關的法治細節還需要進一步填充。比如,在“開盒掛人”中很多加害者是未成年人;很多人雖非主動曝光,但同樣是網暴參與者,這些人同樣不能逸出法律規制的框架之外。

對被發現的未成年人違法問題,需要形成學校、家庭、社會機構的聯動機制,對不滿16周歲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同樣要進行有力的矯治教育。

而對網暴參與者,也需要提高技術甄別能力,確保責任追究到人,形成足夠的震懾。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工作報告就提到,2024年,有292人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被定罪判刑,有91人以侮辱罪、誹謗罪被定罪判刑。這就是一個清晰的導向:在網絡上,惡言惡語也不是沒有代價,法律依然高懸,注視一切陰暗的角落。

此外,網絡平臺更需肩負起審核之責。可以清楚看到,“開盒掛人”的很多案例都發生在粉絲團體、亞文化社區,平臺理當對可能出現的違法犯罪問題進行巡查處置。日常信息監管、違規賬號處理、敏感信息識別等,平臺都需要強化應對,不給“開盒掛人”提供任何滋生的土壤。

總之,治理“開盒掛人”也是一道綜合考題,法律法規完善、個人信息保護、網絡社區管理等都是其重要內容。如今,社會對此已有清晰共識,接下來就更要協同并進、持續發力,徹底鏟除亂象,還所有人一個安心可靠、風清氣朗的網絡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