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淀，重點中學通過奧數(shù)成績選拔學生已經持續(xù)了30年。第一代“雞娃”生于1980年代初，他們中的許多，現(xiàn)在也已為人父母。這是一個無止盡的輪回嗎？還是，親歷者已經不想再讓自己的孩子重復那個故事？
作者：魚鷹魚鷹；本文來源：公眾號“魚鷹有寶寶”（ID：thousand_and_one）。如果喜歡藍橡樹的文章，請記得要把我們“設為星標”哦！
每年海淀小升初，網(wǎng)絡上焦灼的氣氛都特別濃。
因為除了電腦隨機派位，俗稱“海淀六小強”的六所著名中學初中部，都會有一定的“點招”名額，給學校想要招攬的“牛娃”打去“密電”，將尖子生收入麾下。
家長為了孩子能進入重點中學“掐尖”的視野，勞心勞力。
最后的結果，也難免幾家歡樂幾家愁——入選的終究是少數(shù)，陪跑的總是更多。
表面上看，“奧數(shù)”被禁多年。現(xiàn)實里，主流傳言依然在說：重點中學最青睞的尖子生，是各種奧數(shù)杯賽金獎、銀獎得主。
在海淀，重點中學通過奧數(shù)成績選拔學生已經持續(xù)了30年。
第一代“雞娃”生于1980年代初，是我的同齡人。他們中的許多，現(xiàn)在也已為人父母。
這是一個無止盡的輪回嗎？還是，親歷者已經不想再讓自己的孩子重復那個故事？
我采訪了我的好朋友小巫。
她從小生長在海淀，小學就讀于中關村三小，初中被人大附中點招進實驗班，高中也在人大附中。
我們相識的那年，我在人大讀大一，她剛剛高三畢業(yè)，正是進入大學前的暑假。
后來我們都經歷了一段叛逆的青春。
她對自己的中學時代，自己的母校，一直有一種批判的眼光，這是2000年夏天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就能感受到的。
那時我完全想不到，有一天我會寫下她的升學故事，一個為了小升初，上8個奧數(shù)班的故事。
一個從乖巧到叛逆，再到平復、自愈的故事。
以下是小巫的口述。
一、
我上小學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
那時候中關村三小還不像現(xiàn)在這么“精英子弟”。 就讀的學生既有中科院科研人員的子女，也有單位司機、會計、普通員工的子女。還有學校周邊居民的孩子，一部分花贊助費就讀的孩子。
我們班同學里，有一個家長是在雙榆樹菜市場賣菜的，還批發(fā)冰棍。
還有一個同學家里是外地的，父母在北京做裁縫，專做旗袍，手藝很好，聽說給三小的校長、人大附中的校長都做過衣服。
大概是小學三年級時，人大附中搞了一次選拔，班里推選排名前三的小孩去考試。
通過考試，就可以進入人大附中辦的華羅庚奧校——這可能是北京最早的小學生奧數(shù)培訓班。
那場選拔考試我印象挺深，我第一次進到人大附中的教學樓里，桌子很高，我坐在那兒，腦袋都快到桌面了，就這么做題。
給了一沓不可能有人做完的試卷，至少10頁紙，特別厚，你就哐哐往后做。
后來我爸媽告訴我，一共有3000個小孩考試，選了70個人，分成2個班，每個班35個人。
我就是其中一個。
于是從四年級上學期開始，我每周日就要去人大附中上華羅庚奧校。
這也是我小學時代第一個校外的課外班。如果學得好，初中就可以直接升入人大附中。
印象里，我是華羅庚奧校第二屆的學生，上面還有一屆。
當時這個奧數(shù)班是跟人大附中緊密關聯(lián)的，可以說，是人大附中開啟了全北京小學生奧數(shù)培訓的熱潮。
也是從這時開始，奧數(shù)成績變成海淀區(qū)重點中學“掐尖”的核心指標。
奧校兩個班一開始是差不多的，不久后就分成A班和B班，又繼續(xù)招進來一個C班。
各班開始搞末位淘汰。每次考核后，從A班選取不一定數(shù)量的人降到B班，B班選取最頭部的人升到A班，B班和C班之間也是這樣。 后來好像又有了一個D班。越來越多比較普通的小孩也被收進來。
我當時的成績就在B班、C班之間徘徊。好的時候在B班，差的時候掉到C班。
二、
當時北京小升初已經實行片區(qū)內隨機分配學校了，但很多好一點的中學都可以提前點招。
點招的依據(jù)是什么呢？
跟現(xiàn)在很像，主要是奧數(shù)比賽成績、三好、體育特長、藝術特長什么的。
到了我讀五年級，海淀區(qū)很多中學都跟風人大附中，辦起了面向小學生的奧數(shù)班。
目的就是： 你要是中學想上我這個學校，你就先來報我的奧數(shù)班，反正我周末教室也空著，這樣我既收了家長的錢，又能考幾次試，篩出一批優(yōu)質的學生，留在我們學校，何樂而不為呢？
家長為了讓孩子提早一點有個出路，也不會放棄這些機會。
那時候已經有了最早的“雞娃家長”。
星期天我上華羅庚奧校，我媽在學校花園等我，總聽到幾個消息靈通的家長相互交換信息：哪個學校又新開了什么班，哪里又有選拔考試怎么報名，各處師資怎么樣……
其他家長站在一邊，假裝不動聲色，其實耳朵都拼命伸長了去聽。
我媽擔心我能不能順利進入人大附中，就想再多幾個學校保底，五年級一下給我報了8個奧數(shù)班……等于每個目標學校的“坑班”都占上了。
除了星期天在人大附中的華羅庚奧校，中關村三小自己課后的奧數(shù)班，還有：
八一學校一個，
中關村中學一個，
101中學一個，
北大附中一個，
清華附中一個，
海淀教師進修學校一個。
有的就叫奧數(shù)班，有的叫超常智力培訓班，有的叫什么數(shù)學訓練班。都要通過考試才能上。
海淀教師進修學校那個，是平時晚上的。小學大概三點多放學，有兩天要上三小自己的奧數(shù)班，上完大概是5:30。
我媽接了我以后，出門簡單吃點東西，就得騎車送我去海淀教師進修學校，好像也是一周兩次。
周末的時間能分成幾塊，在不同奧數(shù)班之間穿梭，回家還要做作業(yè)。
有段時間我特別委屈，因為我根本就沒時間玩兒。我媽也特辛苦，特焦慮。
你想想看，周末一整天的上課，經常是家長給帶一點簡單的面包、煮雞蛋，你課間就啃一口，吃完了立刻就得回去接著上課。
也沒有保溫杯，上課不能喝水，只能家長在外面準備著水，怕你渴。
后來我媽終于發(fā)現(xiàn)這種狀況不可持續(xù)，就放棄了幾個班。
101因為離我家最遠，是最先放棄的。 海淀教師進修學校那個講得特別難，跟天書一樣，后來也不去了。
我最密集上課外班就是五年級。
五、六年級也去考了各種奧數(shù)杯賽，迎春杯、智慧杯、還有一個什么杯，我想不起來了。
迎春杯是市里的，智慧杯是海淀區(qū)的，都有一定的選拔意味。
只要你發(fā)揮正常，基本上能看出來你在海淀區(qū)的奧數(shù)成績能排多少名。智慧杯好像得了二等獎還是三等獎，迎春杯也是。
然后我就被人大附中點招了，其他奧數(shù)班都不用去上了。
我印象特別深的是五年級那會兒，人大附中做過一次動員大會，禮堂黑壓壓全是人，可能是華羅庚奧校上下三屆的孩子和家長。
一位校領導當時拿著擴音器，抑揚頓挫地說：“我現(xiàn)在就把話撂這兒，如果誰要是同時上四中的培訓班，恕我們人大附中永不接待！”
現(xiàn)在回想，應該是四中也辦了班，在爭搶人大附的生源。
三、
我們這撥人進人大附以后，直接被編到初中的實驗班，分數(shù)最高的在9班，是數(shù)學實驗班，稍微差一點點的在8班，是英語實驗班。
剩下那幾個班，不管以什么形式招上來的，都是普通班。
我們8班的人，本質上都是奧數(shù)特長招進去的，但是我們成績差一點，不配稱自己為奧數(shù)特長班，所以只能叫英語實驗班。
一個實驗班大概五十幾個人，兩個班就一百多個孩子。
我們的教室都被安排在走廊的盡頭，靠邊角的地方，普通班的同學玩的時候絕對不會到我們這邊來，就好像有一種隱形的分隔線。
前一陣我們小學同學聚會，有三個初中進了人大附普通班的同學說：我好像從來沒有在樓道里見過你。
他們說：我們都不敢去那塊兒，因為感覺一去你們那兒氣壓就特低，都不敢說話了。
那種氣氛就是：我們和普通班是顯然不同的，所以一般跟普通班也玩不到一塊兒。
我們班有一個顯著特征是——沒有絕對的第一名。
競爭太激烈了。
你長大那個環(huán)境，如果你足夠出色，肯定是班里第一名，因為其他競爭的人都太弱了，但是在我們那，你這次考好了，可能進前5，下次發(fā)揮不好，就可能墊底。
所有人都很厲害，于是始終有一種緊張的氛圍在。
有些同學明顯的家境很好，文具盒嶄新，里面是成套的香味橡皮、轉筆刀、尺子，和我們平常用的完全不是一個檔次。
還有同學爸爸是開電腦公司的，或者很高的領導。
我能感覺到那種明顯的階層差別。
實驗班依然采用淘汰制。9班學得不好會淘汰到8班，8班學得不好會淘汰到普通班。
然后每年會從普通班選拔一部分好學生到8班，再從8班選拔最好的到9班。
還有一件事給人非常大的壓力，但你沒有辦法抵抗——
每次期中、期末考試，學校都會寫一個非常大的榜，貼在走廊里，一下就能看到自己排在多少名。
對我來說，那種恥辱感非常強。
我進實驗班的時候，第一次考試，是第21名。沒想到這就成了我整個初中的最好名次。
后來每次都考差一點，最差的時候好像考到倒數(shù)第三還是倒數(shù)第五，大概就是55個人我考到了第51或者53名。
老師每次就說：“你們這些后面的差生都給我留意，到時候淘汰你們，別怎么著……”都是這種威脅式的。
老師的意思肯定是讓你要努力，但那種很高壓的狀態(tài)，并不能讓我產生努力的動力。
班里有好幾個英語很好的人，他們課內根本不用學，因為他們在其他場合已經學會了。
在那種環(huán)境里，始終有人比你強，你不知道你在跟什么對抗。
你不知道到底怎么才能夠在這個環(huán)境里獲得一點自信，我到底以什么樣的方式能夠有信心說“我是一個挺不錯的人”。
每學期開學一般都是最開心的，然后發(fā)現(xiàn)上學期積攢的聽不懂的，這學期也繼續(xù)聽不懂。到期中考試的時候開始慌了，等到期末考試要來了，感覺每天去學校就像走在通往古羅馬斗獸場的路上……就要和我的“塑料姐妹花”朋友捉對廝殺了。
如果我要是“殺”過了她，她就會突然不理我，下課不跟我結伴上廁所了。
我要沒“殺”過她，我就可能被淘汰到普通班……真的，在想的都是這種事兒，每天處于一種惶惶的狀態(tài)。
那會兒不流行說牛人，流行說牲口，誰學習好誰就是一個大牲口。
普通班的人平時會把實驗班的當作怪物。
萬一我被淘汰下去，我該怎么跟他們相處？就是那種巨大的焦慮。
四、
同學之間的氣氛，也很微妙。
白天大家都在那瘋玩，下課后男生一個把另一個摁地下，玩得一身土、一頭汗，但是晚上都自己偷偷學習到很晚，還不能告訴別人。
我聽說，有女生讓父母給自己講昨天晚上電視劇的情節(jié)，以便第二天在學校里大聲說：“啊？你都沒看那什么什么電視劇嗎？昨天演的什么什么……”
我也遇到過不止一次，我在那看書，然后我的塑料姐妹花好友走過來，把書給我合上說：“別看了，就知道傻學！走，咱們玩兒去。”
但當我考試排名比她高的時候，她突然就不理我了。 下次如果她考得比我好，她又像沒事兒人一樣熱絡。
還有一個女朋友有一次考了第一名，很多之前根本不理她的人下課都圍到她身邊，把她納入自己的圈子。
感覺實驗班里排名前10的人不會跟排名20的人玩，排名20的也不會理排名30的。
在那個環(huán)境里到底怎么自處，是一件很讓人困惑的事。
我會納悶，為什么那誰誰誰，平時沒見他/她學習，他/她怎么考那么好？
也會慢慢說服自己：有些人就是擅長學習，而我就是不擅長學習，然后就會懷疑自己，會自卑。
我爸媽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讓我變好，他們只知道說：
“你小時候可乖了，結果你一上中學就不乖了。你小時候學習可好了，你剛考上人大附中實驗班的時候，全班排21 ，結果名次每回都往下掉……”
就會這樣數(shù)落我。
當年有一個男生我很佩服他，不管別人怎么干擾他，他都會不以為然地一笑，然后自己該干嘛干嘛。
比方有人過來拍他書說：你看什么呢，有什么可看的？他就只是抬抬頭，看人一眼，然后低下頭繼續(xù)干自己的事兒。
我當時覺得那男生定力很強，很了不起。
但是沒想到，他考上中山大學以后，在大三時自殺了。
我們初中兩個實驗班的同學，讀大學后有兩個人自殺，9班一個，8班一個。9班那個上的是北大化學系。
其實人大附當年已經開設了心理健康課，意識算很超前的。但那種心理健康課，它不能改變當時的教學環(huán)境，所以根本就沒有解決問題。
就好像為了避免你生病，我給了你一種藥，但實際上生病的是那個體系、那個環(huán)境。
我覺得那個環(huán)境是逼人早熟的，有點像一個加速器，要求你趕快定位自己、想辦法提升自己。
它不會教你要怎么去提升自己，而是——我就告訴你，你和我的標準有多大差距。
是因為我個性比較敏感才會有這樣的感覺嗎？肯定不止我一個人有這種感受。
那些排名前20的同學可能會有高手過招的快感，但如果你不是，也很可能覺得壓抑。
五、
初中升高中，實驗班很多人不用考試就直接升入本校。但我屬于要考試的那部分人。我考上了，被分到了普通班。
普通班的氣氛要比實驗班正常得多。沒有淘汰制，老師也管得比較松。
當時我們班物理老師、政治老師講課都特別爛，就照著課本念。
后來只要物理老師上課，我就躲到廁所去，捧本閑書自己看，等到下課了我再回去。
高中時有一些同學家里挺有背景，知道自己會出國，學校也是睜只眼閉只眼，管得沒那么死，所以翹課也沒人管我。
2021年得了金球獎、奧斯卡最佳導演的趙婷，就是我在人大附中時的同學，同屆不同班。
初中時她在普通班，是少數(shù)幾個向我打過交道的普通班的朋友。 那時候我們都知道宋丹丹是她后媽，她爸當過首鋼總經理。
我最早聽到邁克爾·杰克遜的音樂就是從她那里，因為她有隨聲聽，有時候我們會戴著耳機一起聽。
她高二就去英國讀書了，后來又去了美國。人大附中像她這樣家庭背景的人不少。
這種重點中學，學生構成是很復雜的，會讓你很早就意識到“不公平”。
那時候我就對考分到底有沒有意義這件事，感到特別懷疑。
再加上高中開始聽搖滾樂，我變得越來越叛逆。
那三年我基本沒怎么學習，就是在圖書館看了三年閑書，金庸、古龍、衛(wèi)斯理、周立波、張賢亮……各種小說。
我從小也比較喜歡看文學類的東西，那時候又特別需要精神上的出口。
剛好我媽允許我每個月買多少錢的書，專款專用，我就經常去海淀圖書城買《科幻世界》、《小說月報》、《音樂天堂》，淘打口帶。
那時喜歡的Radiohead樂隊專輯
我給搖滾樂雜志寫信，發(fā)表在編讀往來欄目，于是收到全國各地很多來信，結識了一些有共同愛好的筆友。
大家資源都有限，會互相寄自己喜歡的磁帶，交換來聽。那種友誼非常純粹，跟我初中時在實驗班經歷的截然不同。
從實驗班出來以后，班上有很多不好好學習的人，他們有些可能是和我一樣，產生了一些疑問，在這疑問里，我們在探索。
有人通過聽搖滾來釋放，也有人在談戀愛里釋放，還有跟我一樣看小說的。
大家都想看看，有沒有別的路可走。因為學校沒有給我們答案，所以我們自己試圖找到答案。
高三時我從理科班轉到了文科班，心里隱隱覺得自己想做記者。
到了文科班，我數(shù)學能排20名左右。
雖然不怎么學習，成績也沒有多差，完全在靠數(shù)學和英語往上拉分。政治、歷史我都拒絕背，應該考得很低，最后高考出分，上了首都師范大學。
我爸媽對這樣的高考成績肯定不滿意。他們老對我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覺得你都能考上人大附，那你就應該能考上清北。
只不過，我用我的行動一點點把他們的預期給拉低了，最后拉低到他們不同意也沒辦法。
直到高考填志愿，我媽還希望我能按她理想的路徑走，她一定要讓我讀會計，我也聽了她的，第一志愿報的首都經貿大學會計系。
結果分不夠，沒考上，進了首師大。
我還挺開心的，沒考上挺開心。
六、
大學里，我徹底脫離了父母期待的路徑。組樂隊，排話劇，做社會調查，過得特別充實。
我很享受我的大學四年，感覺把中學時的壓抑都找補回來了。
回想起來，從小學到高中畢業(yè)，我的生活跟“真實世界”好像不發(fā)生什么關系。
大人告訴你，你的目標就是拼命學，考清北，但是上清北是為了什么？我不知道。
學校里教你要真善美，但為什么你掏心掏肺的朋友，會因為一次考試成績就改變對你的態(tài)度？為什么有人中考比你低30分，還是一樣有辦法上人大附的高中？
你隱隱會察覺到那些言不符實，那些灰色地帶。
那時候我滿腦子都是對世界的批判，總覺得應該做點什么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一點。
我喜歡的音樂也是那種開創(chuàng)性質的，就像“曾經人們都是這樣循規(guī)蹈矩，但我用一種新的方式打開了一個局面”。
有創(chuàng)造力、有生命力的東西特別吸引我。哪怕現(xiàn)在，搖滾樂里強調的那些價值仍然是我所認同的：愛與和平，世界大同，要做愛不要作戰(zhàn)。
對，我覺得這些沒有變過。
這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我上大學時會跟A君在一起。
A君大我三歲，沒有上過大學，之前在西北老家做樂隊。那時候全中國玩搖滾樂的人都會來北京找機會，他也是。
一個朋友介紹我們認識。他當時是進了一個臨時項目，幫人家做音頻后期。
我覺得他特別有那種野生的生命力，人也挺聰明，自學能力很強。我們聊音樂很能聊到一起去，身上也都有反叛的底色。
A君吸引我，很大原因是： 我覺得自己就是個連墻都沒出過的大學生，只在 OICQ上跟老外聊過幾句“我喜歡哪個樂隊，你喜歡哪個”……
但A君是真搞這個的，他知道組一個樂隊最必要的是什么，需要什么樣的人，怎么才能出得來。
他直接在那個圈子里，肯定比我光聊聊要有吸引力。
90年代末，很多外地來京的搖滾樂手住在樹村。
他跟人在通州合租了個房子，很窮，每天就自己關在家里做電子音樂。
我們談戀愛以后，賺錢支持他的音樂事業(yè)便成我一個不小的負擔。
我記得上大學時我就經常要操心他的房租、水電費。
我爸媽極力反對我們在一起。但這段感情我還是深陷其中，來回牽扯了八九年。
這里面確實有一種自始至終的反叛。
特別是當我爸媽給我壓力說“你必須要跟他分手”的時候，我就偏要跟他在一塊給你看。
好像越是全世界跟我作對，我就越覺得自己堅持的東西是有道理的。
現(xiàn)在想想，與其說我真的覺得和A君特別合適，不如說我特別想跟以前的生活方式一刀兩斷，想脫離那種被父母管理，被父母規(guī)劃、認可的人生。
記得我大學實習時，我爸把我塞到他單位的進出口部，每天的工作就是填外匯單，然后去銀行，把外匯單遞給窗口的人，然后給植物澆水，擦桌子、掃地。一天就結束了。
我特別暴躁，覺得我干不了這個活，我實在不想過那種生活。某種程度上，我是在選擇有意識地避開那種生活方式。
我那會兒也確實相信，和A君在一起的生活里才有我在追尋的某種東西。
七、
大學畢業(yè)后，我做過畫廊經理，也進過大廠工作。在我收入已經很穩(wěn)定的時候，A君的音樂事業(yè)依然沒有進入正軌。
我們之間的力量、關系都開始發(fā)生變化。最后分手，是我自己的思維轉變了。
我對世界的認識越來越復雜了。
我意識到，只是喊一些口號是沒用的。我不想做一個傳奇故事的主人公，也發(fā)現(xiàn)——坐在辦公桌后面的人生，也是有意義的。
從15歲開始，我一路叛逆，一直叛逆到了快30歲。
經歷了長達十幾年，我才領悟到，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加彌合的方式，去考慮人生中的種種問題。
或許我以前走得太遠了。
30歲之后，我遇到了我現(xiàn)在的先生。
他同樣心懷很多理想的期待，但又腳踏實地，在積極地做著很具體很真實的工作。
我們有很多精神共鳴，而他所處的行業(yè)和工作，也剛好符合我父母的主流預期。
直到我進入了這段新的關系，我和父母之間長達十年的緊張才漸漸緩合。
現(xiàn)在，我也成為了母親，我的雙胞胎孩子也到了上學的年齡。
去年，離開海淀多年的我，又舉家搬回了海淀。
孩子用我爸媽老房子的戶口，入讀了海淀區(qū)的普通小學。我們之前住的昌平，基礎教育還是太薄弱了。
我并不打算加入越來越卷的“雞娃”大潮，也沒有給孩子報奧數(shù)班。那條路我已經走過了，不希望孩子再重復一遍。
我覺得只要家長不把注意力放在太過功利的目的上，好的教育還是有可能發(fā)生的。
我時刻提醒自己這一點，不要去控制孩子，往長遠了看，孩子人生中很多關鍵的選擇，其實是父母左右不了的。
想起我媽以前老說：你就是不好好學，不把心思放在正事兒上，你如果高中不是整天看閑書、聽搖滾，絕對也有機會上清北！
她不明白的是，如果, 我當時不這樣做，說不定早就抑郁了。至少我自己還有一種解決方式，用它解決了我精神上的困境。
有些痛感，是父母無從理解，無從體會的。
成長，也終究是我們要獨自承擔的事。
八、寫在最后
這是一篇私人回憶，是完全個人講述的聲音。
它可能片面，不能代表全貌，肯定也有很多跟小巫升學路徑相似的人，對這條路有完全不同的感受、體會。
但對一所名校的實驗班來說，“失敗者”的聲音是稀缺的。
這時候我想，也需要有另一種聲音，拼圖才完整。
我和小巫初識于18歲，經歷了彼此的大學時光。
她才華外溢，靈氣十足，卻沒想到初中時常處于被淘汰的恐懼中。
作為朋友，我深深的感到，了解了她的童年、少年，才更能理解后來發(fā)生在她身上的很多事。
此刻我只想擁抱她，贊嘆她為生命尋找出路的力量。
也忍不住想，如果回到她的10歲、15歲，讓她更自然地生長，她蓬勃的生命力會引她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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