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2日下午，郭尚仁在自家門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楊海/攝 在泥陽鎮上，郭尚仁是個不大不小的人物。他個頭不高，時常沉默著，走在街上和其他西北老漢沒什么兩樣。鎮子很小，有時穿過那條不足兩公里的街道，他要停下幾次與熟人打招呼，看起來一切都很平常。
上點年紀的人都知道，他是鎮上為數不多坐過牢的人。準確地說，他曾在看守所關了10年，只是沒多少人在意兩者的區別。他的名字經常與36年前轟動一時的強奸殺人案聯系在一起，演繹出了眾多版本。
與郭尚仁來往時，這件事成為一種禁忌，大家默契地選擇避而不談。它通常出現在村民背后議論中，“人是不是他殺的”是最能讓人興奮的話題。
這個疑問一直壓著郭尚仁，讓他感覺“低人一等”。他無力反駁，在法律意義上，他仍然是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命案發生在1984年甘肅徽縣群山環繞的泥陽鎮里。死者是供銷社門市部的營業員，她是當地中學老師的女兒，一個遠近聞名的美人。案發第二天，公安局帶走了包括郭尚仁在內的幾個嫌疑人，只有郭尚仁沒再回來。
往后的日子里，他先后經歷一次死刑判決、一次無期徒刑判決，均被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撤銷原判，發回重審。郭尚仁在看守所里待到第五年時，原審法院把案子退回檢察院補充偵查。又過了5年，檢察院把案子退回公安機關“繼續偵查”，往后再無進展。
1994年6月30日，郭尚仁被“取保候審”。至此，在沒有一份生效判決的情況下，他在那間12平方米的監室里待了3721天。
他堅稱沒有殺人，除了要求無罪判決，也反對“區別對待”，包括取保候審。他不斷申訴、上訪，2009年2月，徽縣公安局在一份信訪答復書中向他反饋：“取保候審現已解除。”
從22歲到58歲，郭尚仁當了36年的“犯罪嫌疑人”，他不知道還要當到什么時候，“我不想把這個名聲帶到棺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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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陽鎮位于西秦嶺南麓，這里是黃土高原和秦巴山區的接合處，山脈連綿，鎮子見縫插針般建在難得的平地上。
今年夏天雨水多，鎮子外的河道里翻騰著渾黃的洪水。鎮子里，大雨天的街道上空無一人，超市循環播放著促銷廣告。
郭尚仁家在泥陽街后面的村子里。這幾天，村里的垃圾坑被雨水浸泡，蚯蚓爬到水泥路上，空氣里彌漫著一股腥臭的味道。
郭尚仁喜歡這種天氣，他不用出門，也不用面對他人。在家的大部分時候，他抱著手機，翻看各種“冤案平反”的消息。
近幾年，他突然變得心急。高血壓讓他的腦袋經常發蒙，也抹除著他的記憶。有時他翻看過去托獄友帶出的家書，會突然愣住，怎么都記不起信中某個名字。
他總是一臉愁容，眉頭像被膠水粘住，很少分開。在北京打工的妻子收到姐妹的信息，“最近老郭看起來心事很重”。
大家都清楚，郭尚仁是為自己的案子和身份發愁。從看守所出來26年，他收獲一種經驗，不管是出于“真誠”還是“禮貌”，只要別人不提及那件事，他就配合表現得像個普通人，裝作一切真的沒有發生過。
這件事藏在他心底，以及一個黑色的皮包里。
黑色皮包和女兒的畢業證、家人的戶口本，還有銀行存折一起，放在收納最重要物品的柜子里。
皮包里塞滿信件和案件材料，散發著霉味的紙張記錄了郭尚仁不愿言說的那段人生——法院的判決書、看守所里用折斷的筷子蘸著牙膏寫的申訴狀、托獄友帶出的家書，還有父親寫的幾十份“為兒鳴冤書”。
當年的判決書顯示，郭尚仁曾向受害人小鈴（化名）求婚，對方沒有明確同意，“被告人卻大耍無賴，將小鈴據為己有，不許他人與小鈴戀愛”。后來另外兩個男青年與小鈴有過交往，分別被郭尚仁以劃破自行車輪胎和毆打報復。
“小鈴和我不成婚，我要宰了她哩。”判決書里寫道，郭尚仁曾多次揚言要殺害小鈴。
多年以后，郭尚仁回憶這段往事，說沒有后悔案發當晚曾和小鈴共處一室，卻對當年的“輕狂”悔恨不已。他承認那些報復和威脅都是事實，而那些“大話”則讓他成了“倒霉鬼”。
“輕狂”也是宋義林對郭尚仁最深刻的印象，他是郭尚仁高中時的班主任。
“一個老師教過的學生里，最搗蛋的和學習最好的是記得最清的。”宋義林有接近40年教齡，“郭尚仁毫無疑問就是最搗蛋的那個”。
他是家中獨子，父親又是糧管所干部。上高中時他就戴“上海”牌手表，“120元，相當于父親3個月的工資”。高中畢業后，他又成了泥陽街上第一批騎自行車的人。
 郭尚仁年輕時的照片。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楊海/攝 在宋義林的記憶里，郭尚仁“家庭條件好，不愛學習，愛打捶（西北方言，指打架），根本坐不住”。他把郭尚仁稱作“小混混”，時常有女生哭著向他告狀，說被郭尚仁“揪辮子，掐臉蛋”。
“臭名昭著。”宋義林笑著說。
緊接著，他的表情變得嚴肅起來，解釋說在他眼里，郭尚仁的“種種劣跡”不過是為了“逞能、出風頭”，“這孩子思想比較簡單，雖然調皮，倒沒什么惡念”。
他記得有次鎮上“鬧賊”，郭尚仁就帶幾個朋友去抓小偷，抓到后當眾把小偷打了一頓。鎮上有廟會，他去義務收門票，看誰搗亂，就過去維持秩序。
因為惹過不少事，在小鎮上，他不是個討人喜歡的孩子。
“他被抓后，大家幾乎沒有不贊成的。”宋義林說。
2
泥陽鎮屬于徽縣，但離成縣縣城更近，平日里鎮上的人看病、采購，更習慣去成縣。郭尚仁被抓時，正坐在成縣汽車站的車上，等待發車。在日后的審訊中，這被當作他“畏罪潛逃”的證據。
對此，他和父親幾乎在每份申訴書上解釋，當時他坐在從縣城返回泥陽的公交車，而到縣城，則是為了赴前一晚與小鈴的約定。
案發當天，1984年4月19日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日子。那是谷雨的前一天，這里天黑得晚，山區晝夜溫差大，晚飯過后很少有人再出門。
關于這天的細節，郭尚仁不知重復講過多少遍。他說那天下午5點，從隔壁鎮的糧管所下班后，他就急忙坐公交車回到泥陽——那幾日小鈴值夜班，他們約好見面。
到家后，因為隔壁村要放電影，母親已經做好晚飯。7點左右，家人吃過飯，天快要黑透。母親和妹妹去看電影，他去了和自家只隔一排房子的供銷社門市部。
供銷社有個院子，大門在靠近郭尚仁家的一側，門市部正對著大門。他說因為事前約定，小鈴給他留了值班室的后門。按照郭尚仁的說法，進屋后，兩人一直閑聊。
“她懷疑自己已經懷孕，我倆就約好第二天到成縣醫院去做個檢查。”郭尚仁解釋，“當時怕別人看到后說閑話，就決定分開去縣城。”
晚上10點左右，兩人發生了性關系。郭尚仁說他隨后聽到外面街上，看完電影的人互相討論的聲音。
據郭尚仁回憶，他10點半左右離開門市部值班室，小鈴送他到大門處，分別時他看到院內的居民出來燒炕。出門后，他聽到小鈴閂上了大門。
“被抓后，連續3個月，他們（警察）每天都在問我這些細節。”郭尚仁說那時警察一直沒有透露小鈴被害的事，他以為自己是因為和小鈴發生了“不正當男女關系”才被關起來。
1984年正值“嚴打”，他看過泥陽鎮的公審大會，有個人因為“偷看女人睡覺”獲“流氓罪”，“判了好幾年”。
郭尚仁不知道，他已被徽縣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殺人”，兩次向徽縣檢察院提請批準逮捕，都被檢察院退回“補充偵查”。
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半后，郭尚仁才知道自己“殺了人”。1985年10月9日，管教叫他到看守所的院子里，檢察院對他宣讀逮捕決定。
聽到“涉嫌故意殺人”時，他“腦子轟地一聲，眼一黑啥都不曉得了”。醒來后，他發現自己躺在看守所的辦公室里，已經戴上了手銬、腳鐐。
4天后，他在公安局的審訊室見到了父母。
母親先進來，沒說幾句話就哭得喘不過氣。他不經意挪動了下腿，腳鐐發出鐵鏈碰撞的聲響，“母親看到后，一下就不行了，后來被人攙著才走出去”。
探視時間有限，父親進來直奔主題。“人是不是你殺的？”他記得父親流著淚，眼神里滿是關切、心疼，語氣又帶著些憤恨。
得到兒子否定的回答后，他告訴兒子，既然沒有殺人，就不要被嚇壞或者氣壞，保重好身體，“一定會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這是郭尚仁最后一次見到母親，也是最后一次與父親交談。
這次探視一年后，他的母親被“氣死”，去世時只有49歲。他不知情，在托獄友帶出的家書中寫道：“東西（生活用品）都是父親送的，請你出去后讓我母親給我做一條褲子拿來，表示一切順利。”
他一直沒有等到那條褲子。兩年后，一位新獄友給他帶來母親去世的消息。
那天過后，父親也沒再來過，逐漸地，連生活用品都不再送來。郭尚仁“又傷心，又生氣”，覺得本就含冤，父親似乎又放棄了自己。
“這里在押人員家屬均都來過，也照常送過東西，但是始終未見父親來，使我非常焦急和不安。盡（不）管怎樣，父親（也）應該來幾次，即就是一半件用品，（也）可以證明我們父子的來往。”他在一封信中寫道。
等他取保候審回到家，再次見到父親時，老人已經半身不遂。“他說不出話，就拉著我的手，感覺很著急，嘴里咦咦啊啊。”
過了不到一年，老人去世。整理父親遺物時，郭尚仁發現很多手寫的材料。藍色的鋼筆墨水褪了色，大部分都是申訴信的草稿，有些布滿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跡。他從這些草稿里看到，父親去過多次隴南、蘭州，時間從1984年持續到1991年，這一年，父親中風偏癱。
 郭尚仁父親寄出的信件以及收到的回執。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楊海/攝 談及這些經歷，郭尚仁情緒平靜，語速略慢，甚至有些遲緩。在漫長的牢獄生涯里，他的感情似乎被磨平。他說自己是那間“號子”里待得最久的人，10年來他看著人來人往，一個陪他最久的獄友，也只待了一年。
他說被正式逮捕后，自己戴了3年手銬和腳鐐，24小時不會打開，“吃飯、睡覺都要戴著”，這是他最難熬的一段時間。“再往后就麻木了，糊里糊涂的，也不想自己的事了。每天等著中午12點開飯，吃完睡覺。一混一年，一混一年……”
3
郭尚仁說，被正式逮捕后，他經歷了連續一周的“突審”，“不讓我睡覺，輪番換著人讓我交待怎么殺人的”。
“我沒殺人。”他描述自己當時的反應，聲音突然提高，情緒出現少有的波動。
每次審訊結束后，辦案人員會讓他在筆錄上按手印。“有時讓我看（筆錄），有時是他們念給我聽，但我當時太困，腦袋已經是木的，很多手印都是稀里糊涂按下。”
他堅稱自己從來沒有承認過殺人，直到被關押兩年半后，1986年11月，他正式接到原甘肅省檢察院隴南分院的起訴書，看到自己“殺人”的過程。
“被告人郭尚仁挖洞進入門市部值班室，趁小鈴入睡之機，扼壓小鈴的前頸部，用小鈴的帆布褲帶勒緊頸部并進行奸污，至小鈴窒息死亡。然后，偽造現場逃脫。”不久前講到這份起訴書，坐在自家的沙發上，郭尚仁忽然挺直腰板，熟練地背誦起這段內容，窗外暴雨如注。
接到起訴書一個月后，他以被告人身份站在法庭上，再次聽到那段內容。他記得當時法庭里沒人旁聽，公訴人陳訴這些“事實”時，他忍不住大喊：“我沒殺人，你才殺了人！”
法官制止他失控的言行，兩個人民陪審員發表意見：“這個人狡猾得很，不好好認罪。”
臨近中午時，法官宣判結果：死刑。
被告席上的郭尚仁再次暈倒，醒來后，他說出的第一句話是“我要上訴”。
后來郭尚仁對比后發現，在那份起訴書里，公訴機關認定的事實是“先奸后殺”，而法院的判決書里，卻認定他用帆布褲帶勒緊小鈴頸部，“致小鈴窒息后將其奸污”。
第二年3月，甘肅省高院作出刑事裁定：原判認定上訴人郭尚仁故意殺人的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原判，發回隴南地區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理。
收到高院的裁定書后，郭尚仁“心里說不出地高興”。他想把好消息告訴家人，但沒辦法傳遞出去。他把裁定書給同監房的獄友傳閱，“他們都說我死不了了”。
“別人冤我，但是省里不冤我。”郭尚仁找到了久違的信心，他給父親寫信說：“請相信共和國的國徽不會變黑，事情遲早會明白。”
一年半的等待后，1988年9月的一天，他被叫去法院的一間辦公室，一位審判員把判決書遞給他。這一次，在沒有新增證據的情況下，他被判處無期徒刑。
他說，審判員讓他別再上訴，保住命已經是萬幸，趕快去服刑。
“我沒殺人！”回憶當時的情形，他再次提高音量，睜大眼睛，滾圓的眼珠暴突出來。他拒絕審判員的建議，堅持上訴。
沒過多久，他再次收到省高院的刑事裁定書，結論同樣是“發回重審”。
1989年8月，郭尚仁失去自由的第五年，原隴南地區中院作出刑事裁定：“該案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退回甘肅省人民檢察院隴南分院補充偵查”。
這是法院對郭尚仁作出的最后一份裁定，也是一份沒有判決結論的裁定。郭尚仁開始在看守所里等待“補充偵查”的結果，不確定性令他感到煎熬。“有時看到旁邊監房里的人，中午吃飯時還好好的，下午就拉出去，說是槍斃了。”
5年后，1994年6月30日11點左右，管教來到監房外，讓他卷好鋪蓋。
“這是干啥？”郭尚仁小心地詢問，他說那會兒又害怕，又有點興奮。
“今天放你出去，你被取保候審了。”他清晰地記著管教的這句話。
很多年以后，他從徽縣公安局給出的信訪回復中得知，1994年6月23日，原隴南檢察分院把他的案卷退回徽縣公安局，并附文示：經（原）隴南地區政法委研究決定對郭尚仁取保候審，繼續偵查。
事實上，就刑事訴訟法而言，不管是1979年的版本，還是2018年最新修訂的版本，都明確規定：補充偵查的案件，應當在一個月以內補充偵查完畢。補充偵查以兩次為限。
“刑訴法這樣規定，就是為了防止案件久拖不決，維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刑事訴訟法專家陳永生告訴記者。
郭尚仁案一共經歷過3次“補充偵查”，時間分別為26天、8個月零15天以及4年9個月零28天。
4
從看守所出來那天，郭尚仁的姨父和一個陌生男人來接他，那人是他的妹夫。他被抓時，父母領養的妹妹才11歲。10年間，她認了親生父母，又結婚生子。
妹夫遞給他一支煙，在看守所10年沒抽煙，他一口吸太猛，把自己悶暈過去。
回到家，他發現灶屋里的筷子和鍋鏟沒換過，但堂屋里過去的平地已經坑坑洼洼。
供銷社門市部還在，案發后一直廢棄。村里有人蓋起了磚房，有人正在打地基，自家還是那棟老房子，“下大雨時，屋里墻都是濕的”。
和其他冤獄苦主不同，郭尚仁的歸鄉沒有任何歡迎儀式。反倒是公安局到鄉政府開了個大會，叫來派出所、村委會的負責人，宣布對他的取保候審決定，然后提出要求，取保期間不能出市，要隨叫隨到，有事外出要請假等。
已經32歲的郭尚仁半年里相了4次親。提到坐過牢，不管怎么解釋，也沒人答應。
高知花一開始也沒答應，父母跟她提起這門親事，她抱怨說：“結婚這么大的事，他都殺過人，我不同意。”
兇案發生時，高知花正在上初三。她記得河堤上的小樹林里，一群穿白大褂的人圍著一個蓋白布的擔架，鎮上人都說在解剖尸體。她也去看了一眼，這個場面讓她覺得恐怖。
親事找來時，她24歲，在西安打工，燙著那個年代流行的大波浪，穿著紅色大翻領風衣，挎著一個精巧的女包，在大雁塔下留影。
她在西安有戀愛對象，但父母不同意。妹妹嫁得遠，母親想把她留在身邊，父親則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她記得兩人第一次見面，是郭尚仁到家里提親，“皮膚很白，看著不像干活的農民”——后來她才明白，在看守所10年，郭尚仁沒怎么曬過太陽。
那天郭尚仁很沉默，媒人一刻不停，“換著法兒地”夸他。最后他終于開口：“我是被冤的，你們要是相信我，就把女兒嫁給我，要是不相信，就算了。”
父親告訴高知花，郭尚仁是被冤枉的，遲早會翻案，“受過苦的人，以后一定會好好干”。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好處是，郭尚仁的父親還活著。“你好好照顧著，退休金也可以支撐你們的生活。”
高知花說她當時更多是“賭氣”，見面1個月后，這場父母包辦的婚姻就在一切從簡的儀式中開始了。不到半年，郭尚仁的父親就去世了，退休金沒了。郭尚仁沒有親兄弟姐妹，成了一個真正的“孤家寡人”。
“我同學朋友嫁得都很好，有時候我就想，怎么嫁給了這種人，在外人面前感覺都有點抬不起頭。”結婚后不久，高知花開始后悔。哥哥鼓勵她離婚，但被她拒絕，“既然嫁了，不管多難，我就跟他好好過”。
父親預言的“他會好好干”也沒有應驗。高知花發現，“他干什么事都慢一步，跟不上別人”“干活兒也沒勁，到院子里種點菜，就飯都吃不下”。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泥陽鎮開始有人外出開貨車。帶頭的掙到錢后，風氣就形成了，直到今天，這仍是泥陽的“支柱產業”。
1995年大女兒出生后，郭尚仁也跟風考了駕照。不過因為“取保候審”，他不能到外地開車。他和妻子貸款加借錢，花3萬元買了輛小面包車。山上有個鉛鋅礦，他就拉點衣服、菜往上送，有時來回再拉幾個人。
結果車況不好，“賺的錢不夠修車的”。拮據的生活讓夫妻間矛盾不斷。婚后很長一段時間，郭尚仁沒有主動提過過去的事，有時高知花也會懷疑，“枕邊人到底有沒有殺過人”。
大女兒1歲多的時候，有次兩人吵架，高知花起了性子：“你不是殺過人嗎，有種你把我也殺了。”
她記得那是個冬天，丈夫反應很激烈，拿起爐子邊上的火鉗，仰著頭要往脖子上插：“如果你也覺得我殺過人，我就把我自己弄死！”
“他眼淚都下來了，我心一下軟了，孩子都沒來得及抱，上去把火鉗奪下來。”高知花垂下眼瞼，聲音低沉，臉上已經藏不住細紋，“這是我記最清的一次”。
后來她無意間翻出了郭尚仁的那個黑色皮包，把里面的材料一字一句看了個遍。
 郭尚仁的案件材料，右下為他在看守所用牙膏寫的申訴書。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楊海/攝 “看后我就相信他真的是被冤枉的了。”高知花說這件事她沒有告訴丈夫，但“那時我就在心里跟自己說，等孩子再大點，我一定出去把這個案子給他跑下來”。
郭尚仁的面包車跑了將近10年，直到山上的礦關掉。他把車賣掉，換了輛農用小貨車，開始賣菜。
女兒上大學時，“賣菜賺100元就馬上給她打過去當生活費，賺50元就打50元”。
小貨車又跑了10年，賣菜賺不到錢了。2016年，夫妻倆把車賣了，還了些債，高知花到北京打工。
“這么多年我一直支持他，希望他能把案子翻了，把壓在身上這塊石頭卸下來，他能抬起頭，我也能抬起頭了，孩子也能抬起頭了。”高知花說，去北京打工，“一是為了生活，二是為了他的案子”。
她做家政，每到一家，有機會就跟客戶提郭尚仁的事。有幾家主顧給她介紹了律師，“我就馬上坐公交過去找人家，有的跟我說沒希望了，也有跟我要30萬元的，我出不起”。
做工間隙，她還去過國家信訪局，把申訴書遞了上去。沒過多久，有法院工作人員到她家找到郭尚仁。
“你看你現在房子也蓋了，兒女也都長大了。要是當年把你槍斃了，這些都不會有。所以你就別再上訪了，好好生活。”郭尚仁記得來客如此對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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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女兒上大學后，郭尚仁決定把自己的事情告訴她。他說孩子大了，應該了解父親的過去。那時他不斷看到有冤案平反的新聞，想讓女兒幫他“在網上呼吁下”。
案發時間太久遠，幾乎歷經兩代人。如今在泥陽鎮上，郭尚仁與人交往時，已經再自然不過。但總有一些事情提醒他，自己仍然是個“命案嫌疑犯”。
3個孩子第一次得知父親的事情，都是在學校里——與同學拌嘴時，他們無一例外地都被罵“殺人犯的孩子”。
大女兒說她因此變得自卑，她逐漸發現，父親的事情好像全班同學都知道，自己卻像個局外人。她變得敏感，“感覺我們和別人家不一樣，總覺得比別人差，都不敢跟人大聲說話”。
有一年鄰居家失竊，卻一直找不到小偷。平日關系融洽的鄉親說起風涼話，“因為我是殺人犯，就懷疑是我偷的”。
郭尚仁沒解釋太多，也沒跟鄰居吵。“這點委屈算什么，在看守所里那么大的罪都受了，社會上什么事情在我心里都能過得去。”
只有妻子知道，那次被羞辱后，很少喝酒的丈夫喝醉了，“關上門哭了很久”。
在漫長的鄉村生活里，街坊鄰居誰家有了紅白事，都會請郭尚仁幫忙。但是誰家來了有身份的客人或者親戚，需要找人陪酒，郭尚仁就從來沒被邀請過。
就算在普通的酒席上，也時不時有人借著酒勁兒當場向郭尚仁發難：“既然與你無關，為啥還把你拉進去關10年？”大女兒說，她不止一次看到過這種場面，結果往往是一陣難堪后，有人打破沉默：“別講啦別講啦，吃飯吃飯。”
因為得到“村支書看重”，郭尚仁曾當過兩年生產小組組長，帶人從山上拉回舊公路拆掉不要的柏油，把隊上的“泥巴巷子”填上。有人寫了舉報信，“說我是殺人犯，我就主動不當了”。
提起這些事，他總是擺擺手，說現在眼里什么事都能過得去。
“吃虧是福”。他說這是自己最終悟出的人生道理。
在家中，他的“人生道理”并不受歡迎。
有次年底，高知花從北京回來，有人到家里要賬。欠條寫著5000元，對方多要2000元，說是利息。她不答應，郭尚仁卻在一旁說：“給他，給他。”高知花只能給了。
“我特別生氣，說你是不知道我掙這個錢有多不容易。”妻子氣道。
“吃虧是福。”丈夫回應。
 郭尚仁的兩個女兒在看父親接受采訪。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楊海/攝 今年夏天，女兒終于聯系上律師，愿意代理他的案子。
這是郭尚仁最高興的事，他一直擔心等不到洗脫“犯罪嫌疑人”身份的那天，“不能讓娃兒們受影響，害了他們”。他還籌備了一個計劃，等到事情塵埃落定，要去海邊轉轉。
好消息是，他的那些案卷已經被重新打開了。
“上個月28號（徽）縣政法委召集了公安局長、檢察長、法院院長的聯席會議，專門研究了這個案件。”徽縣公安局政委趙壁強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我們派了3個老干警重新閱卷，11本案卷，1000多頁，案情確實非常復雜。”
關于郭尚仁在看守所里關了10年，趙壁強說：“我們也很奇怪，不合適，程序上也不對。”他接著解釋：“案子發生時我才上小學5年級，當時的法治環境、法治理念跟現在不一樣。”
趙壁強否認了郭尚仁“2009年才解除取保候審”的說法：“根據刑訴法規定，取保候審超過12個月后，如果不變更為其他強制措施，就會自動解除。”
我國刑訴法還規定：解除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應當及時通知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人和有關單位。郭尚仁說他沒收到過通知，自己被解除取保候審狀態，是2009年通過公安局的信訪回函得知。
“取保候審結束了，但他還是犯罪嫌疑人，我們還要繼續偵查。”趙壁強強調。
北大法學院博士生導師陳永生并不認同這種說法：“案子可以繼續偵查，但是對已經羈押的嫌疑人，在規定的期限內無法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撤案，同時嫌疑人身份也相應解除。”否則，“嫌疑人身份會影響到當事人行使一些權利，比如出不了國，也會影響到個人名譽”。
郭尚仁的兒子今年初三畢業，正值青春期，去年因為有同學罵他是“殺人犯的兒子”，跟人打了架。郭尚仁被叫去學校，在老師辦公室，他問兒子為什么打人？兒子不作聲，郭尚仁當著對方家長和同學的面，給兒子一記響亮的耳光，然后不斷給對方賠禮道歉。
兒子回家后，跟遠在北京的媽媽視頻，“哭得像個淚人”。他問高知花，爸爸是不是真的殺人犯？為什么自己維護爸爸，爸爸反而要打他？
“別人的爸爸都保護孩子，我的爸爸維護別人的孩子。”視頻里，高知花看到兒子一臉不解和委屈。
她說兒子像年輕時的丈夫，張狂、沖動。這次打架后，男孩總是在家放出狠話：“誰要再那樣說我，我就弄死他。”
“不要這樣說，我當年就是因為說這些狂話才被抓進去的。”郭尚仁教育兒子，“吃虧是福”。
楊海
責任編輯：武曉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