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辛亥革命是２０世紀中國所發生的第一次歷史性巨變。百年前武昌城頭的槍聲，宣告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的結束，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上樹起民主共和的旗幟，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從９月５日起，新華社開設《辛亥革命百年》欄目，集中播發一批紀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的文字、圖片（表）、音頻視頻稿件，反映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先驅為改變中華民族命運進行的艱辛探索和悲壯實踐，進而揭示從辛亥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發展必然性，更好地激勵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繼承辛亥革命先賢們的理想，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凝聚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的奮進力量，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
記者霍小光 華春雨 李菲 趙超
百年之變銳于千載，辛亥革命破舊立新。
一個世紀之前爆發的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勢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打開了中國社會進步的閘門，成為中國人民前進道路上的一個偉大里程碑。
回首風雨如晦的年代，聆聽革命先行者的足音。今天，我們從一些歷史場景和史料中見微知著——歷史進程充滿曲折，唯“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方能浩蕩前行而不可逆轉。
共和肇始
２０１０年，國內熱映一部電影。觀眾看到銀幕上馬拉火車前進的場面忍俊不禁。人們可曾想到，同樣的情形正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真實一幕。
１８８０年，開平煤礦出資修筑一條鐵路。雖然這時離世界上第一臺蒸汽機車在英國誕生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保守的清朝統治者卻下令禁止使用機車。鐵路的運行被迫改為由驢馬拖拽。于是，十分滑稽的一幕出現了：幾頭驢馬，力不勝任地拖拽著運煤車在鐵軌上艱難行駛。
馬拉火車只是清王朝被時代拋離的一個例證。
孫中山在１８９４年興中會成立時寫道：“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于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
１１０年前的９月，腐朽的清王朝與列強簽訂《辛丑條約》，空前屈辱的條款使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救亡圖存的使命迫在眉睫。
在國家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清朝統治者依然拒絕根本的社會和政治變革。“歷史發展到２０世紀初年，清政府已經成為一切矛盾的焦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林家有說。
新加坡大人路１２號，一座有著百年歷史的紅色尖頂兩層樓房。“晚晴園”三個蒼勁大字的橫匾掛在大門的門楣上，大字下面用英文寫著“孫逸仙別墅”。
新加坡資深媒體人、歷史文化學者韓山元介紹說：“這里是孫中山在南洋進行革命活動的重要基地。辛亥革命之前，幾場起義及反清革命活動就是在這里策劃醞釀的。”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第一槍在武昌打響。經過徹夜奮戰，中華大地迎來新時代的曙光。
“一面樣式新奇、代表著一個嶄新歷史的十八星旗，在武漢三鎮上空高高飄揚。在這面旗幟的鼓舞下，全國爆發了劇烈的連鎖反應，革命形成了燎原之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馬振犢說。
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在武昌紅樓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宣告“以共和政體建設民國”。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憲文認為，辛亥革命的成功標志著中國由一個以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閉關鎖國的、王權體系十分牢固的傳統社會，轉向以民主共和制度為主體的現代社會軌道。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它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是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里程碑。
受辛亥革命的影響，１９１２年，旅居中國的越南僑民組織越南獨立黨，提出了民族解放的主張；１９１３年，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等地的僑民建立了民族協會和群眾大會；朝鮮、菲律賓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也有了新的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步平認為，辛亥革命不僅建立了亞洲地區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還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對于亞洲的共和國體制的建立具有重大意義。
思想解放
１９１３年７月１日，上海《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江蘇第一師范學院的一份考卷要求考生列舉自己崇拜的人物。應考者３００多人，都是中小學生。
結果，有１７人列出了孫中山，名列第三。而數千年來被奉為“天子”和“萬歲”的皇帝已經風光不再。
人們還發現，美國獨立戰爭的領袖華盛頓、一些西方哲人如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培根、盧梭也成為學生們崇拜的對象。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志琴說：“小小一份測試，顯示出在中國社會下層的知識青年已經從沉睡中覺醒，睜開眼睛看到世界前進的潮流。”
今天的人們仍能清晰地聽到孫中山一段講話的錄音：“我們近來幾百年，我們的國民睡著了。我們睡了，不知道世界他國進步的地方……所以我們百年來，文明退步，政治墮落……我們現在這個地步，要趕快想想法子，怎么樣來挽救。那么，我們中國還是可以得救。”
馬振犢說：“隨著舊制度的傾覆，人們的思想獲得了一次空前大解放。辛亥革命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新覺醒，促進了民主共和思潮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先進分子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打開了新的視野，也在人民心中樹立了國家只有強大才有未來的理念。”
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從西學東漸到馬克思主義傳播，中國先進分子在辨別、在思考、在選擇。
與此同時，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臨時政府開始著手改變中國人的精神面貌。“禁止刑訊、禁除鴉片、禁賭、實施剪辮令、明令禁止婦女纏足等措施的施行，使中國向革命之后更為長期、深刻的社會變革邁出了第一步。”張憲文說。
傳統文化在歷史的進步中得到傳承，而“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也成為后世對待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和主要任務。禁錮人們思想觀念的舊文化，不會在一次革命的打擊之后就退出歷史舞臺。但是，“社會變化潮流不可逆轉，共和、民主、獨立、富強成為中國各族人民的發展路向已成定勢。”林家有說。
復興之路
坐落于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集中保管著中華民國時期各個中央政權機關及其直屬機構的檔案。馬振犢講述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夏威夷一位名叫王青奇的９歲華裔小姑娘給他寫過一封信。信中說：您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我非常高興。這星期我賣紀念章賺到了３個美元，請你送給生病的士兵……我希望戰爭很快永遠停止，新中國所有的小男孩和小女孩都幸福。
１８９４年，孫中山在《興中會章程》中寫道，“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這是“振興中華”口號的首次提出。
“‘振興中華’的口號自提出后，就逐漸表現為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和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使命感，這不僅是辛亥革命的動力與目標，而且造就了中國近代愛國主義精神的核心。”步平說。
當年，孫中山暫留英國時，曾考察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與政治。他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制度并不是普通民眾的幸福天堂。“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
孫中山在從事革命事業的同時，以廣闊的世界眼光觀察國際大勢，主張實行“開放主義”，“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并驅于世界”。孫中山先生親手規劃設計的中國現代化發展藍圖，體現了革命先行者的雄心壯志和遠見卓識。
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說，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帶來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同時留下或提出了事關中國命運的一系列難題。這些難題最終交給了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把自己視作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事業的忠實繼承者，始終把自己為之奮斗的事業視為辛亥革命的繼續和發展。
撫今追昔，曾令孫中山先生憂慮重重的舊中國已經一去不返，令他魂牽夢縈的中國現代化的壯麗畫卷徐徐展開。
孫中山先生曾經這樣表述他的期盼：“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
百年滄桑，斗轉星移。時至今日，中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走上了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按照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將基本實現現代化，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到那時，中國將對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實現辛亥革命先輩們的百年夙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