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立憲-自治運動吸引了日漸增多的民眾參與,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政治形態。對于清王朝而言,立憲-自治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有可能使清王朝擺脫統治危機,也可能使其統治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清政府所希望的當然是前者。對于立憲派來說,他們鼓動立憲-自治,最大的愿望當然是希望清政府開放國家政治資源,自己能從中分一杯羹。對于革命派來說,他們對于日益運動起來的立憲-自治的態度并不完全一致,譬如從活躍于武漢的革命黨人的情形來看,他們更樂意把地方自治變成開展社會政治活動的平臺。
在地方自治運動興起的前后,湖北的革命黨人對于屢屢受挫的革命運動進行了反思,開始認識到“聯合會黨及新軍有流弊,不如從地方紳士、學生、豪商、巨賈下手,期以十年五年之孕育,全國同時以罷市、罷稅、罷課為革命武器,不血刃而清廷窒矣”(謝石欽:《樗公隨筆》,《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號)。這一認識的轉變,與武漢自治運動的興起有重要關系。從1909年春開始,各種自治性的社團在富商大賈云集的武漢接踵而起。在漢口,商會中人率先發起成立了漢口演說自治戒煙會,在該會的倡導與帶動下,泰安保安會、清真自治公益會、小董家巷籌辦地方自治會、商團永濟消防會、四官殿商防保安會、商界體育會等數以十計的自治性社團陸續成立。一時間,漢口成為了武漢立憲-自治運動的中心。而與此同時,詹大悲、何海鳴、馬剛侯、周松樵、劉少舫等一批革命黨人,紛紛投身到立憲-自治運動中來。
詹大悲與何海鳴均為武漢前后相繼的三個革命團體--群治學社、振武學社、文學社的成員,他們先后在漢口主筆、編輯《漢口商務報》、《大江白話報》、《大江報》,積極鼓吹革命。在利用報刊散播革命輿論的同時,他們積極參與并堅決支持漢口各自治性社團的活動,商界體育會、漢口各團聯合會、衛生公益會都曾得到詹大悲的贊助。1910年春,漢口憲政同志會成立,該會由武漢士紳、巨商、報界等頭面人物組成,著名的立憲派人士湯化龍和夏壽康、張國溶分別擔任正副會長。詹大悲、何海鳴與馬剛侯、時象晉、畢惠康、張知本、王民樸、謝石欽等革命黨人,與一批立憲派人士一起,成為漢口憲政同志會的基本成員。此外,詹、何兩人還分別擔任衛生公益會的書記長和書記員。就在辛亥革命爆發前夕,他們因刊發宣揚“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的時評而被捕入獄。武昌起義后,在蔡濟民等革命黨人的協同爭取和漢口商會領袖蔡輔卿、李紫云的協力支持下,詹大悲等在漢口四官殿成立漢口軍政分府。
馬剛侯原本是個書商,曾與革命黨人萬聲揚一起在上海依托昌明科學儀器公司,秘密開展革命活動,并在結識黃興等革命黨人后加入同盟會,與孔庚、何成濬、李書城等人一起從事革命活動。馬剛侯注意結交武漢的立憲派,成為武漢立憲-自治運動中一個活躍分子。他積極參與組織了漢口演說自治戒煙會、清真自治公益會、商界體育會、衛生公益會等自治性社團,并分別擔任這些社團的糾察員、會正(即正會長)、副會長、評議員等職。1911年4月,馬剛侯與詹大悲、劉少舫聯絡武漢的立憲派士紳張國溶、富商關少堯等,集合商界體育會、華商賽馬會、漢口憲政同志會、清真自治公益會、小董家巷籌辦地方自治會、商業補習所、水果幫自治會、公益救患會、銀行研究會等社團,成立了漢口各團聯合會,并當選為該會正干事,而立憲派人士張國溶、熊煥章則分別當選為評議長和書記長。湖北軍政府成立后,馬剛侯出任交通部長。
劉少舫是個富商,他不僅積極贊助成立泰安保安會,還聯絡黃小池、林醒濃、李鳴實等商團團員組織秘密的革命團體--神州學社。他們平時與振武學社會員、新軍兵士祝制六等互通聲氣,并經祝氏介紹全體加入文學社。而聯絡眾多社團和武漢紳商各界的漢口各團聯合會,就是在他的極力推動下成立的。衛生公益會成立后,劉少舫又出任該會副會長。漢口軍政分府成立后,他出面主持庶務。
在革命黨人頻繁活動的這些立憲-自治組織中,以漢口演說自治戒煙會、漢口憲政同志會、漢口各團聯合會、衛生公益會影響比較大。其中,又以漢口憲政同志會和漢口各團聯合會的實際影響最廣,它們以漢口為中心,面向武漢三鎮開展活動。
有了這樣的組織基礎,革命黨人得以合法參與立憲-自治運動,巧妙地利用眾多的立憲-自治組織,深入城市社會基層,鼓蕩輿情,撒播革命種子。詹大悲動員“漢口紳商辦補習學校,搞軍事訓練”(賀覺非編著:《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下冊〉,第403頁,中華書局1982年)。漢口的商業補習所和商界體操會的成立,乃至各保安會、救火會、消防會等街區性自治組織的軍事化,都有其鼓蕩之功。很多自治性社團定期開設演講會,宣講立憲-自治甚至革命思想。活躍于各社團之間的馬剛侯,就是一個極善演說的鼓動家,他經常在各會發表演講,他所領導的漢口各團聯合會“鼓蕩輿情,坯胎革命……力實居多”(《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上卷〉,第243頁)。因此,革命黨人在為立憲-自治運動推波助瀾的同時,也將立憲-自治變成了開展革命動員的平臺。
參與各立憲-自治社團組織的,不論是革命黨人還是立憲派人士,他們均在立憲-自治的旗幟下開展活動。在革命即將爆發的前夕,他們都感覺到時局的緊迫和聯合一致應對變局的必要,最終在立憲-自治的旗幟下達成了革命的默契。作為眾多立憲-自治社團集合體的漢口各團聯合會,就是這種情勢下的產物,它的成立實際上起到了集結武漢城市社會革命力量的作用。誠如《申報》報道:“漢口近年來結社集會極有進步,勢力日益膨脹,各團各自為謀,不相統屬連合,于非常重大事端仍不能克底于成,殊屬憾事。今春泰安(保安)會劉少舫諸君首先發起,竭力運動,聯絡各團為進行一致之計劃,晝夜奔走,苦心擘畫,已蒙……各大團體之贊成,得蕆聯合之志愿。”(《漢口各團體聯合會成立》,《申報》1911年4月15日)
正是因為有效地利用了立憲-自治運動作為宣傳革命活動的平臺,革命黨人才真正改變了過去只依靠運動新軍與會黨的做法,終于將革命動員的對象擴展到城市社會各階層,成功地實現了革命運動策略的轉變,從而在武漢開出了革命運動的新生面。也正是因為如此,在革命爆發后,武漢的商界、紳界才會迅起響應,從商界上層到基層市民才會風從影動,以漢口商會和漢口各團聯合會為組織核心,迅速集結商團,積極協助民軍維持城市社會治安,協助詹大悲等革命黨人建立漢口軍政分府,并在陽夏戰爭期間組織商團和市民犒勞民軍,偵探敵情,搬運武器彈藥,救護傷員,甚至組織商團團員與民軍并肩作戰等等。
方秋梅(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近代史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