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女人足之大小不僅取決于男人的好惡，甚至攸關文化興衰和國家命運，纏足與放足就不再是一項個人權利。
在現代人看來，中國古代婦女纏足是個“歷史之謎”，至今仍難理解。纏足，何時產生？何以流傳千年？

主流觀點把纏足看作一種病態或變態行為，認為纏足折射出的是一種“變態的文化現象，畸形的審美觀念，畸形的心理”，甚至相當長時期里的古代社會也因此而被認為是一個“變態的社會”。
然而，讓我迷惑不解的是:纏足成為一種通行的社會習俗有千余年歷史，小腳在那個時代是一種美的體現，纏足是實現這種美的手段，都是不爭的事實。在千余年的時間里，一個民族中的多數男子都喜歡小足，多數女子都纏足，是否可以簡單地說他們是病態呢？很顯然，一個民族集體“患病”千年，是說不通的。

收益與風險的博弈

司馬遷的《史記》稱:“臨淄女子，彈弦，跕纏”。其中跕纏可能指纏足，或許僅限于少數風月場所中的女性所特有。唐朝白居易的詩中有一句“小頭鞋履窄衣裳”，可能描寫的是纏足女性。杜牧詩中“細尺裁量約四分，纖纖玉筍裹輕云”，則刻畫婦女用布帶纏足的情況。但是，五代以前，纏足并不流行。湖南馬王堆古墓出土的漢代婦女是天足，五代時，韓熙載《夜宴圖》中的侍女也都是天足。

纏足得以流行，南唐皇帝李煜的“推廣”功不可沒。《道山新聞》記載說:“后主宮嬪窅娘，纖細善舞。后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作新月狀。素襪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態。”
上有所好，下必仿之。通過纏足，窅娘的體態更加輕盈，如弱柳扶風，備受皇帝贊賞與寵幸。為了爭寵，后妃們競相模仿，纏足便在皇宮內流行起來。
只要許多人卷入其中，那么，從眾的情形就將是強烈的。一旦模仿作為一種策略被采納，那么，它就可能轉變為一種日常的慣例或者習俗。由此，皇宮內流行的纏足，被貴族士大夫階層的家眷所模仿，進而蔓延到普通階層。
從文字記載和地下發掘物來看，在北宋已有相當一部分婦女纏足，到了南宋得到普及。《輟耕錄》云:“元豐(宋神宗年號)以前猶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為恥。”另外,從福州黃升墓中出土六雙女鞋,其中一雙穿在死者的腳上,五雙為隨葬品。平均長度為13.3至14厘米，寬度為4.4至5厘米,死者腳上還裹著210厘米的裹腳布。這已經是較為標準的纏足，與明清兩代的纏足已十分接近了。
纏足在古代受到普遍歡迎，并非現代一些人所說的“陋習”、“丑惡”。連蘇軾、辛棄疾這樣杰出的男士都有歌詠和欣賞纏足的篇章。蘇軾的《菩薩蠻詠足詞》是專門為詠纏足而作:“涂香莫惜連承步，長愁羅襪凌波去；只見舞回風，都無行處蹤，偷穿宮樣穩，并立雙趺困；纖妙說應難，需從掌上看。”
許許多多男人對纏足入了迷,沉醉其間不能自拔。元末著名詩人楊維楨用纖足妓女的鞋子“載盞行酒，謂之‘金蓮杯’”。清代詩人袁枚在《答人求妾書》中說:“今人每入花叢，不仰觀云鬟，先俯察裙下。”

纏足惡俗，攸關國體

不過，現代女子均為天足，纏足現象已然絕跡。流傳千余年的習俗，為何消亡？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是由于模仿和偏見引致的。清朝末年，體制僵化，政治腐敗，在與海外殖民者的戰爭中，屢戰屢敗，割地賠款，民不聊生，起義不斷，可謂內憂外患，到了民族存亡之秋。社會精英從夜郎自大到虛 心尋找與國外差距。
在尋找差距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兩種“偏差”:一是隱瞞信息。特別是一些官吏，為了逃避戰敗的責任和處罰，將與外敵戰敗的原因歸為纏足，認為小腳是中國“野蠻”和“落后”的主要象征之一，是“國恥”。1896年，康有為在奏折中說:“最駭笑取辱者，莫如婦女裹足一事。臣竊深恥之。”
二是替代性考核失靈。一般地，由于直接考核的成本太高，人們往往使用替代性的指標進行考核。清末一些人尋找與國外差距的過程中，考慮到成本問題，也在尋找替代性考核的指標。恰好，被視為西方先進文明的掌握者傳教士，因為考慮傳教的成績，而采用的逆向選擇策略，給那些尋找替代性考核指標的中國官員和精英，提供了指標。

據考證，纏足被刻意進行由美轉丑的現代“制作”，傳教士是始作俑者。他們通過興辦教會學校和成立“不纏足會”來推廣不纏足之舉。當然，這些舉措的作用有限。于是，傳教士打著“科學”與“文明”幌子，制造事前的信息不對稱，將纏足行為置于一個非科學的、反動的境地，促使那些自認為“現代”而“文明”的人們劃清與纏足的界限。

傳教士把纏足看作是應在醫療領域中予以觀察的行為，試圖直接建立起纏足與“疾病”表現癥候之間的關聯性，從而確立起了一種評價纏足的“衛生話語”。當時的醫生陳微塵說:纏足女性由于缺乏運動，“氣先不足已成定論，加以足帛之層層壓迫，使血管受擠，血行至足，紆徐無力。一人每日之血液，本應環行全身一周，若在足部發生障礙，則其周流必生遲滯之弊”。

當時像《萬國公報》這樣的教會報紙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批評纏足是導致女性健康衰弱的禍首，有的說纏足是害所謂“節片淫亂癥”的表現，有的認為纏足應為中國瘋癲和災荒的頻繁發生負責。這種輿論迅速在知識界傳播開來，成為主流聲音。
一種典型的演化是將纏足與弱種退化相聯系。張之洞譏纏足使“母氣不足”，袁世凱則說纏足“其于種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長之原，有隱相關系者”。進入晚清后期，纏足與國弱民窮的關聯性就不是“隱相關系”，而是直接的因果關系了。一位四川地方官的表述更加直白:“女子纏足，就會把一國的男子，天下的事情弄弱了。”
從中國歷史上看，幾乎所有的中原漢族王朝都被外族或者取代或者困擾，而其中至少千年以上的王朝并沒有纏足。再稍微引申一下，纏足導致弱種退化的論調，實際上是男性中心主義話語。
另一種演化是將纏足作為束縛婦女的一種手段，于是呼吁放足以解放婦女。如果說放足之后男女就人格平等，實際上等于拿腳的形狀來衡量婦女的人格，顯然仍帶有貶低婦女的傾向。從當時流行的言論看，天足不過是為了給“現代男子”看，是為了好嫁男學生，其思路與纏足者毫無區別。
假如“女為悅己者容”的社會體現了男尊女卑，從小腳美改為健康美，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一“不平等”特性。所謂“女為悅己者容”就不平等，其實還是先存了社會已經男女不平等的固定認知，所以才從某一特定現象看出其不平等的性質來。重要的是，修飾身體的特定部位以順應社會的審美觀念(以及其它觀念習俗)，應當是個人的基本權力。
還有一種是，在前兩種演化的基礎上，將纏足上升到“國體”的高度加以批判。1912年3月13日，孫中山稱:纏足“惡習流傳，歷千百歲，害家兇國，莫此為甚。”到了1933年底，一些外國人在張家口一帶鄉村拍攝婦女纏足照片，當地駐軍經北平軍分會向上呈報至最高層，認為“纏足惡俗，系我國曾經通令嚴禁在案。……該外人未經我政府批準，復不明了我整個國情，割取前清時代所遺留之片斷惡俗，遽爾作惡意宣傳，更屬不當。且攸關國體”，故應予嚴禁。后由蔣介石親自下令:“未經當地政府允許，一概不準外人拍照。并呈準國府，交由文官處通令全國各省市政府一體查辦。”拍攝纏足一事驚動到這樣高的層次，且通令全國，正是因為此呈文說到的“國體”乃是清末以來反纏足者極為關心的問題。

想，當時的社會精英的這些演化和上綱上線，傳教士們也許始料未及吧？

傳教士們是否想過，這樣的精神病竟能在千年中傳染許多億人，不是有點匪夷所思嗎？從嚴格的醫學角度，也不能斷然將纏足與婦女健康衰弱乃至精神病關聯起來。事實上，現代的一些研究表明，古代女性比男性長壽。其中，纏足與長壽有顯著關系。纏足后，腳趾彎曲在腳底，前腳掌不能著地，走路時主要用腳跟，這樣，只要走路就會刺激腳后跟的腎經穴位。而中醫認為，人的衰老的主要原因就是腎氣虛衰。

放足以掃除積弊

在以西方為典范的“文明”成為憧憬目標的時代，許多人或者真覺得否定中國的“野蠻”象征的纏足，并不需要什么學理的依據，畢竟，直接照搬他人的看似成功的模式，是短期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一種策略。從歷史經驗看，后發國家的制度建設，采用模仿方式的效率高于干中學。

所以，當纏足被作為束縛婦女的一種手段，被當作病態文化的體現，“其于種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長之原，有隱相關系者”，應為中國瘋癲和災荒的頻繁發生負責，那么，清朝要趕上并超過西方那些“船堅炮利”的“西方強國”，首先應該模仿西方國家，讓中國婦女“解放足”。這樣才能保障國民身體的強健乃至國力的增加。于是，從官方到精英開始大力開展“放足”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