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指數：★★★★★ 納粹黃金的故事風靡世界半個多世紀了，與他類似的還有石達開的財寶、拿破侖的財寶、成吉思汗的財寶...
關注指數：★★★★★ 24車皮的財寶，有什么理由不去關注它呢？
可探知指數：★★★ 貴金屬畢竟不同于希特勒的那幾根爛骨頭，目標巨大且不易腐爛的特性使得這些東西被發現的幾率大大增加了。
可 信 度：★★★☆ 連薩達姆逃跑都知道帶上一口袋美鈔，沒理由不相信納粹德國不為東山再起作準備。
二戰末期，第三帝國行將土崩瓦解，納粹當局慌忙將戰爭期間劫掠的財富和部分秘密文件藏匿起來，從而引發了戰后撲朔迷離的搜尋活動。然而，所有尋寶活動均以悲劇告終。
在奧地利薩爾茨堡東南60公里的巴特奧塞附近，是怪石嶙峋、松林茂密的山區。
這里有一個被稱為施蒂里亞州“黑珍珠”的湖泊——托普里塞湖。這座在當地很不起眼的小水庫,原本是個鹽礦,長約2000米，寬不到400米，卻很深，最深達103米。艱險的山路及50余年關于它的各種恐怖傳聞，使許多旅行者望而生畏，雖然他們最多只想好奇地看上一眼。
“帝國專運”
1945年5月初的一天，一個常在湖上打魚的漁夫，忽然發現湖中漂浮著一張印著莫名其妙符號的紙片。撈上來后他揣摸著，莫非這是一張哪國的鈔票?第二天，漁夫拿著那張弄干展平的紙片來到巴特奧塞的一家銀行，銀行付給他一筆數目可觀的奧地利先令。一夜暴富的漁夫更加仔細地尋查了那個地方，他又發現了同樣的紙片。于是，他接二連三地來到那家銀行，終于有一天在銀行付款窗口旁被兩個美國軍官攔住了……
不久，黨衛軍曾把托普里塞湖當做保存財寶的“保險柜”的消息不脛而走。緊接著傳聞四起，說托普里塞湖里埋藏著黨衛軍攫取的黃金，即德意志帝國的黃金儲備。
傳聞過了很久后被證實了。大約40年后，奧地利《巴斯塔》報的記者找到了一位事件的見證人——前希特勒德國反坦克部隊軍官奧地利人Ｍ.格魯伯。1944年秋天，格魯伯被派往距薩爾茨堡不遠的富士爾城堡，無意中成為一次秘密會議的見證人。參加會議的都是第三帝國的高層官員，其中包括戈培爾和里賓特洛甫(時任外交部長——編注)。會議之后，一些貨運汽車開始駛往富士爾城堡，車里裝著金錠、金幣、珠寶和英鎊假鈔。隨后，車隊轉向托普里塞湖地區。維也納軍報《信使報》認為，不能排除上述那些財物正是德意志帝國國家銀行的黃金儲備。1945年1月31日，德國財政部長曾建議疏散國家的黃金儲備，希特勒表示同意。于是24節滿載黃金、白金、外幣、外國股票和帝國紙幣的一列火車駛出柏林。
在托普里塞湖發現英鎊的消息傳到了當時英美軍駐法蘭克福的司令部里。一個意想不到的機會使他們找到了一部分裝著英鎊的箱子。
當時，美軍先遣部隊已經進入奧地利。公路上到處都是撤退的德軍士兵和輜重車隊，一隊接著一隊。混亂中,兩輛汽車被困在薩爾茨堡和林茨之間,動彈不得。負責押運的德軍上尉見車輛實在無法擺脫堵塞，便命令把其中一輛車的所有箱子扔到河里去。兩個星期后，在水流的作用下，那些箱子竟打開了。當地居民吃驚地看到河上漂浮著成千上萬張英鎊紙鈔。
幾乎與此同時，發現一輛裝有英鎊的卡車的電報從巴特奧塞傳到了英美先遣軍司令部里。經驗豐富的假幣鑒定專家、美軍少校喬治·麥克內利立即前往現場，發現卡車上裝載著23個箱子，箱內共有2000萬英鎊。
美國人馬上跟蹤追查發現，已找到的這兩輛汽車只是在托普里塞湖附近消失的整個車隊的一部分。周邊的居民們證實了這一情況。據目擊者稱，德國人把一些用白金屬制成的大箱子投入托普里塞湖中，每個箱子上赫然寫著“帝國專運”。
神秘死亡
美軍海軍潛水小分隊開始在托普里塞湖搜索。但是，當一個潛水兵在水下意外死亡之后，搜索工作停止了。一些與帝國黃金儲備有點干系卻又管不住自己嘴的人先后失蹤。
1946年2月，兩位林茨的工程師——奧地利人赫爾穆特·梅爾和路德維格·皮克雷爾來到托普里塞湖。同行的還有一個叫漢斯·哈斯林格的人。在后來奧地利憲兵隊的調查材料中，他們均被列為“旅游者”。
三個奧地利人在湖邊支起了帳篷。作為有經驗的登山家，他們決定登上可以俯瞰整個托普里塞湖的勞克馮格山。哈斯林格或許感到了某種不妙，或許本來就知道此舉的危險性，與另兩位同行了一晝夜后，半路返回了出發地。一個月后，那兩個登山家已是杳無音訊，營救小組開始尋找。在山頂發現了一座用雪堆成的小屋，旁邊有兩具尸體，皮克雷爾的肚子被剖開，胃被塞到了背囊里。案情始終是個謎。后來查明，原來，二戰期間這兩人參與過托普里塞湖邊一個“試驗站”的工作，德國海軍在“試驗站”進行過新式武器的研制。顯然，兩個知情者被滅口了。
1947年,在時常出現在托普里塞湖周圍的外地人當中,有一個人被指認出是前德軍參謀官鮑曼。奧地利法院起訴他在戰爭快結束時曾從這里運走兩箱黃金，但被告只承認從教堂金庫里拿走過收藏的古幣。
在托普里塞湖地區一個別墅花園的干枯花叢里發現了一堆廢彈藥，下面藏著三只箱子，里面有1.92萬枚金幣和一塊500克重的金錠。
環湖一帶的種種發現引起了躍躍一試的騷動，人們趨之若鶩地擁向托普里塞湖。
1950年8月，漢堡工程師凱勒博士和職業攀巖運動員格倫斯來到這里。他們試圖爬上雷赫施泰因山南坡的一處峭壁，因為從那里觀看托普里塞湖可謂一覽無余。結果，格倫斯失蹤了。他身上的安全繩“意外”地斷了,凱勒博士做了見證。而不久他也突然失蹤了。格倫斯的親屬進行了私人調查,他們注意到，失蹤的凱勒博士戰時曾在黨衛軍服役，擔任潛艇秘密基地的負責人。回想起來，正是潛艇軍人才有可能與托普里塞湖邊的“試驗站”發生瓜葛，才有可能成為轉運和儲藏帝國財寶的同伙。
同年夏天，三個法國學者光顧托普里塞湖。他們操著半通不通的德語在旅館開了一個房間，然后前往當地警察局出示了一封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市軍方開出的介紹信。信中說，該三位法國學者專門研究阿爾卑斯山區湖泊的生物,他們需要潛入托普里塞湖湖底,請求當地警察機關在法國學者的科考過程中給予支持。
奧當地警察局毫無保留地批準了三名外國人在托普里塞湖的考察。三個法國人返回的那天，他們迫不及待地把四只沉甸甸的箱子裝到汽車上，慷慨地付了小費后便原路而返。
當旅館經理到銀行兌換從三位學者手中得到的外幣時，銀行發現竟是假幣。因斯布魯克市軍方對那封所謂的介紹信也是一無所知。旅館的女服務員事后來到警察局反映說，她聽到過三個“法國人”說著一口地道的漢堡方言。這三個人很可能就是前德軍“試驗站”的專家。
1952年是殺人湖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年，先后有幾人神秘地死于非命。
停止搜尋
1959年夏，掩蓋“殺人湖”秘密的帷幕開始序序拉開。由西德《明星》周刊資助的潛水隊獲得了在托普里塞湖潛水作業五周的許可證。工作進展得相當順利：從湖底打撈出15只箱子和鐵皮集裝箱，在里面發現了1935年～1937年版的5.5萬英鎊假鈔。這次打撈使當年的“伯恩哈特”行動真相大白，那是一場罪惡的欺詐——以印發大量假幣擾亂希特勒德國的敵對國家的金融秩序。
昔日黨衛軍沖鋒隊員威廉·赫特爾積極參與了“伯恩哈特”事件。80年代中期，這位受人尊敬的德國公民在距托普里塞湖不遠的一家私立學校任教。每天晚上他都坐在當地一個名叫“白馬”的啤酒館里，叫上一杯白葡萄酒。戰后除了有兩年被關押在美軍的戰俘營里外，他所有的日子都是在托普里塞湖邊度過的。
正是這個赫特爾，在規定期限前的兩周，迫使《明星》雜志資助的打撈行動半途終止。
事情發生在1959年8月27日，那天，打撈隊撈上兩只標號為“Ｂ—9”的箱子，里面有第三帝國安全總局的文件和集中營犯人花名冊。然而取代對打撈成功的祝賀的，卻是一封載有嚴厲命令的電報：“繼續滯留在那里不妥，立即停止搜尋。”據說是因為資金短缺，可就在幾天前《明星》雜志還為打撈活動追加了3萬馬克資金。正如奧地利《人民之聲報》所稱：《明星》雜志被巨款堵住了嘴，堵嘴的正是那些不希望第三帝國的某些秘密被公開的分子。隨后奧地利內務部代表趕緊出面證實，箱子里“除了英鎊假鈔外別無他物”。在其中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也宣布，“在文件中未發現希姆萊(蓋世太保頭子，1943年起任第三帝國內務部長——編注)日記一類的東西”，頗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思。
但是那些裝著一噸重的金錠和其他珍寶的箱子到底在何處呢?《明星》雜志資助的打撈隊的策劃者認為“就在附近某個地方”。
除了赫特爾外，80年代中期住在維也納的Ｍ.欣克女士也知道托普里塞湖的秘密。戰時她擔任過黨衛軍分隊長瓦爾特·謝倫伯格的私人秘書。在欣克的幫助下，赫特爾向聯邦德國的一位政界和銀行界活動家通報了打撈托普里塞湖沉箱的危險性。因為在托普里塞湖里除了沉匿著假幣外，還藏匿著德國秘密機構的間諜名單和這些人參加過的行動指令的專案文件。奧地利《人民之聲報》指出，其中的許多人現今在各自的國家里都是堂而皇之的公民，他們潛伏在政府、議會及著名銀行和公司的董事會中。就是在奧地利的一些要害部門里，也有不少人不希望公開托普里塞湖的秘密。更何況在湖里有可能藏著一些瑞士銀行的秘密賬號，這些銀行至今還保存著納粹分子劫掠的財富。
1963年，前抵抗運動參加者、奧地利人阿爾布雷克特·蓋斯溫克勒打算申請獲得在托普里塞湖搜索的許可證，立即遭到新法西斯組織的恐嚇。大概格拉茨（施蒂里亞州州府——編注）的政府部門也受到了威脅，蓋斯溫克勒的申請被拒絕。
1983年初秋，又一件莫名其妙的悲劇發生在托普里塞湖。三名西德旅游者中的一位——慕尼黑潛水運動員Ａ.阿格納不顧當地政府的禁令，潛入湖底。漂上來的卻是他的尸體。調查發現，不知是誰割破了他的氧氣管。后來查明，他的兩名同伴是前黨衛軍分子。
這次事件后，奧地利當局制止了一切在托普里湖的民間業余潛水活動，除非持有特別許可。
疑竇叢生
1984年11月，西德考察專家漢斯·弗里克教授宣布，他將乘特制的微型潛艇探查托普里塞湖。11月15日，奧地利一家報紙披露，漢斯·弗里克乘特制的微型潛艇在水下80米處發現了假英鎊，并打撈上一些水雷、轟炸機骨架、帶水下發射裝置的火箭破損部件等，可是關于大家都關心的第三帝國的黃金卻只字未提。弗里克本人對此保持沉默。《巴斯塔》報揭露說，弗里克與西德偵察部門有密切聯系。教授考察的資金來源也是個謎。持續了幾個月的考察活動每天需3萬先令的支持，而出面組織考察的西德科學考察學會不曾為弗里克支付過一個馬克。
謎團未解
發生在托普里塞湖所有事件的前前后后引起了奧地利政府的警惕，當局決定把托普里塞湖的探查工作置于自己的管理和監督之下。
1984年11月，奧地利軍隊的考察專家們開赴托普里塞湖。憲兵隊在所有通往湖區的大小路上實行戒嚴。專家們在湖底發現了假幣，還打撈出一枚長3.5米、重一噸的火箭。沉在水底40年之久的金屬骨架竟沒有一點銹蝕的痕跡，這使美國工兵部隊人員感到驚詫不已。
在湖西南部的湖底，奧地利掃雷部隊的專家們借助探雷器和檢波器發現，湖底可能有大量金屬存在，金屬集中在大約40平方米左右的范圍內。是黃金還是地下彈藥庫?對此，奧地利偵察部門人員表示，目前還很難確定，到底是湖底原有的稀有金屬，還是發現了第三帝國埋藏的黃金。
奧地利軍隊的考察專家們收獲頗豐。在距湖岸僅70米的環湖山巖的峭壁上發現了一個似乎是地下倉庫的入口，但遺憾的是入口已被炸毀。專家們找到了有關的見證人，得知戰爭結束時入口還未被堵上，此人曾鉆進洞口，順著坑道爬進了一個人造的大山洞，里面放著寫著“易爆品”的箱子。戰時確實有一批囚犯被押解到托普里塞湖修筑地下工程，這些囚犯在湖底水下開鑿過水平坑道及一些入口。
1985年掀開了托普里塞湖尋寶的新一頁。薩爾茨堡工兵小分隊試圖從森林密布的湖南岸進入湖底的地下坑道。但是，當專家們推斷，希特勒分子有可能在通往財寶埋藏處的坑道里布下地雷之后，所有的考察活動便很快停止了。結果，這“阿里巴巴山洞”里到底有什么始終是個謎。
從那時起，再也沒有誰想在托普里塞湖尋寶的事情上躍躍欲試。有關托普里塞湖藏寶的故事只好畫上一連串的問號和刪節號
神秘指數：★★★★★ 金錠40噸，白金12噸，寶石15萬克拉，工藝品40箱，錫3000噸...以及國人心中永遠的痛—北京人頭骨
關注指數：★★★★★戰爭中后期“零”式在美軍面前顯得太脆弱了，人送外號“空中打火機”。
可探知指數：★★★★★沉船就在那里擺著，以現在的捕撈技術完全可以“絲毫不落”的撈起沉船了。
可 信 度：★★不排除這種事情是境外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炒起來的，至少50億美元財富肯定有水分。
“阿波丸”上有什么？
“為什么不打撈‘阿波丸’，我想不出理由。”張智魁說。
“阿波丸”，一艘令全世界所有打撈者魂牽夢繞的沉船。傳說中，那是一座重達40噸的“金山”。
這是一艘建造于20世紀40年代初的日本遠洋郵輪，船長154.9米，寬20.2米。
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軍隊征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裝載了從東南亞一帶撤退的大批日本人駛向日本。4月1日午夜時分，“阿波丸”航行至我國福建省牛山島以東海域，被正在該海域巡航的美軍潛水艦“皇后魚號”發現，遭到數枚魚雷襲擊，3分鐘后迅速沉沒。全船2009名乘客及船員只有三等廚師下田勘太郎一人幸免于難。
國際社會為之震驚。而當人們聽到包裹于阿波丸船殼內的驚人財富時，這種震驚更是難以言表。
據美國《共和黨報》1976年11-12月號特刊報道，″阿波丸″上裝載有：黃金40噸，白金12噸，工業金剛石15萬克拉，大捆紙幣價值不明，人工制品、工藝品、寶石40箱，價值不明。
據那托思(美國原海洋實驗室觀察員、國家潛水領導成員)在打撈計劃中列明，最低可打撈貨物價值為2.49億美元，所有財富價值高達50億美元。
而據臺灣《中國時報》1976年11月21日報道：″阿波丸″被擊沉時載有金錠40噸，白金12噸，未加工的寶石15萬克拉，美、英、香港貨幣數捆，工藝品40箱，錫3000噸，鎢2000噸，鋁2000噸，鈦800噸，橡膠2000噸。
1979年5月2日，日本《讀賣新聞》報道，當年的陸軍伍長(即下士)森川家光說，“阿波丸”所裝26輛卡車都是金條。
日本海灣代表團向中國提供的數字：錫3000噸，生橡膠3000噸，加上銻、鎢、水銀，總計9812噸。
除了這些金銀財寶，“阿波丸”沉船上很可能還有一件無價之寶--“北京人”頭蓋骨化石。
據稱，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時，曾將美方所掌握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下落作為一件禮物送給中國政府。尼克松提供的線索是：“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有可能在沉船“阿波丸”上。
據有關人士調查，1941年，日本侵略者鐵蹄肆虐，研究“北京人”化石的學者魏敦瑞希望將地質調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一起帶走，存放到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內。重慶的美國駐華大使同意并授權駐北平美國公使館接受這批珍貴的古人類化石，將其安全運往美國保存。1941年12月5日，一列美國海軍陸戰隊專列由北平開往秦皇島，兩箱化石被放到美軍專用的標準化綠色皮箱中，和所有軍人行李一起，放入行李車中托運。
三天后，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迅速占領美國在華的所有機構，同時，那兩只裝有“北京人”頭蓋骨的綠色行李箱不見了蹤影。
從此，“北京人”頭蓋骨的失蹤成為人類科學史上一大懸案。而半個世紀以來，日本官方始終不承認獲得和收藏“北京人”。
針對“阿波丸”上載有“北京人”頭蓋骨之說，有人提出疑問：日本人為什么要用幾年時間，花費周折將化石從中國北方運到東南亞？
跟蹤研究“阿波丸”的記者李樹喜找到了證據：在“阿波丸”初步打撈中，發現了偽“滿洲國”政要鄭禹(奉天市長，偽滿元老鄭孝胥之子)的家藏小官印(玉印)及鄭孝胥安葬時分贈后人的圓硯，硯上有“鄭公孝胥安葬紀念”字樣(注，鄭孝胥1938年死于長春，葬于沈陽)。而歷史記載“阿波丸”乘員全部是日本人。這說明日本人將在中國北方搜羅的文物寶器運上了“阿波丸”，這是“阿波丸”可能裝截“北京人”頭蓋骨的有力旁證。
部分傳言被中國打撈者證實。1977年1月13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決定，由福州軍區統一指揮，交通部和海軍一起組織力量，對“阿波丸”沉船進行打撈，工程代號“7713”。張智魁正是當時打撈工程的現場指揮。
5月1日，發現“阿波丸”，沉船已斷成兩段，前段長44.7米，后段長107.8米，埋入海底泥中9至11米，該處水深在60至69米不等。隨后打撈以“清除牛山漁場水下障礙物，保障海上漁業捕撈作業生產安全”的名義正式開工。1980年，海軍“J503”號艦的指戰員完成了拆解沉船首段的任務，穿引了船底4道共14根千斤鋼纜，上海救撈局的“大力號”海上自航浮吊船將首段一舉吊浮，并拖抵平潭島娘宮錨地擱上淺灘。此次打撈共撈獲錫錠2472噸，售價5000余萬美元，還有橡膠等貨物數千噸。
然而，人們沒有找到黃金，也沒有發現“北京人”化石的蹤影。有人產生疑問：也許種種傳言只是日本為了打撈2008具骸骨而故布迷陣？
中國政府本著中日友好和人道主義精神，先后于1979年7月、1980年1月和1981年4月，在上海以中國紅十字會和中國上海海難救助打撈公司的名義，分三批向日本方面移交了撈起的死難者遺骨和遺物。
打撈“阿波丸”的現實意義
2001年，有關40噸黃金與“北京人”頭蓋骨是否藏身于“阿波丸”的爭論仍無結果，一直為“阿波丸”牽腸掛肚的張智魁上書國家領導人，力主再次打撈“阿波丸”。4月，他拿出了一份詳實的《打撈“阿波丸”沉船可行性報告》。
《報告》說，70年代進行的打撈雖然沒有發現黃金，但至少證明了各方匯總的有關“阿波丸”沉船物資情報的準確性。關于“阿波丸”中有無40噸黃金與“北京人”頭蓋骨的爭議，是因為那次打撈的不完整。由于當時深潛技術和深水除泥兩大技術沒有過關，約1萬立方米的淤泥掩埋著金庫、駕駛臺、客房及船員艙室和機艙，潛水員根本無法到達那些位置。中止打撈后，國務院和交通部多次派人到上海舉行座談會，聽取對立雙方的意見，最后，針對“阿波丸”上裝載金銀財寶做出“有大于無”的結論。在“北京人”頭蓋骨也在“阿波丸”上的重要線索出現后，中國科學院院士賈蘭坡，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余偉超教授等許多專家、院士也呼吁徹底打撈清理“阿波丸”。
探謎、撈寶自然是打撈“阿波丸”的主要目的，而當時觸動張智魁上書的，是2000年俄羅斯核潛艇“庫爾斯克”號海難。由于缺少深海打撈技術，事件發生后俄羅斯一度十分被動。
張智魁說：“阿波丸”在水下70米，通過對其大規模打撈，可以大大提高我國深海打撈技術，可以鍛煉出一支深海打撈隊伍。從長遠看，這比珍寶、黃金更重要、更可貴。
張智魁所言非虛。70年代對“阿波丸”打撈后，有關部門曾總結：由于該工程的進行，使我國的深潛水醫學研究獲得極佳的實踐機遇并取得重大成果。我國救撈隊伍的技術素質得到了極大提高。工程中采用了水下爆破、水下電割等新工藝、新施工方法，通過該工程獲得的施工技術經驗成為我國打撈事業的一筆寶貴財富。同時，這次打撈也使中國的潛水裝備工業有了產品質量檢驗、改進提高的極難得的實踐機遇，不但使原有產品的質量有了新的提高，還誕生了一批新的深潛水裝備裝具。
張智魁在上書和《報告》中說，如果我們不能盡快掌握處理深海艦船、石油平臺、海底輸油管線事故的潛水與打撈技術，我們的海洋活動將受到極大的局限。而利用“阿波丸”練兵，則是一舉多得的捷徑。
張智魁還設想：通過再次打撈“阿波丸”，中國可以借此建造一個多功能飽和潛水母船，集自航、鋪管、飽和潛水于一身，填補國內空白。
誰來打撈“阿波丸”？
張智魁說，一家德國公司愿意提供打撈“阿波丸”所有的設備和資金，回報為出水沉船物價值的5%。由于種種原因，中國政府并沒有批準這項合作。
南中國海有一條“海上絲綢之路”，據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統計，約有2000至3000艘海船沉沒在這片海域，沉船中以宋元船只居多，其中還有一些外國船只，如唐代日本遣唐使沉沒的海船、英國東印度公司和瑞典的沉船等。倘若加上世界各國來中國進行貿易返回途中的沉船，數量更為驚人。由于多數沉船中古瓷器的珍貴價值，國外專家稱其為“海底瓷都”。
這片水下寶藏許多年來生發了一個又一個傳奇故事，也引來了一批又一批職業盜寶人，加上我國沿海一些漁民的盜挖，大量珍貴的古瓷、船只等文物被盜走、破壞。價值堪比秦兵馬俑的“南海一號”沉船在1987年就遭受過一次劫難，當時一家英國公司為了節省成本，縮短工期，采用了最簡陋的打撈方法：一條2000噸的駁船，一架100噸的吊機，發現海下可疑物體后，就把1噸多重的抓斗放到海里去抓。除了部分金屬器件完整，許多瓷器都成了碎片。
對于這些行為，中國政府往往無能為力。許多打撈出水的文物出現在拍賣市場，政府和一些愛國人士不得不用巨大代價購回其中的很少一部分。
為加強對海底文化遺產的保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通過一項公約，規定搶劫古代沉船及海底考古遺址的行徑為非法，并建議各會員國對違反者根據對文物的損害程度給予制裁。公約還授權各國繳沒非法打撈的水下遺產。1982年制訂的《聯合國海洋公約》也明確規定，對于在國家管轄權之外的海底及其領土發現的具有考古和歷史價值的文物應予以保護，并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加以處置，特別要注意來源國(文化來源國或歷史、考古來源國)的優先權。但這些規定提出的大多是模糊概念，缺乏操作性。
據張智魁介紹，我國有關法規明確，500噸級以上的沉船，地方和民間打撈企業根本無權過問。即使是500噸級以下的沉船，也因資質、設備等各種限制，將地方和民間打撈企業拒之門外。
“海底寶藏，我們不去打撈，別人盜取了，我們只能后悔莫及。如果允許國內私人公司打撈，或與國外有實力的公司合作打撈，雖然看起來拱手讓出了部分寶藏，但得到的畢竟更多。”張智魁說，“我國僅有一個水下考古隊，撈寶力量有限，國家的海上救撈局職責主體是救撈而非打撈。那么多的海底寶藏怎么辦？難道是任由流失和毀壞？堵不如疏，如果在放寬政策的同時加強監管，國家不花一分錢、不承擔一點風險，就能獲得大量水下的無價之寶。”
神秘指數：★★ 對于那段歷史，在眾多翔實的史料面前這種說法顯得過于幼稚了。
關注指數：★★★ 對于美國人“自揭家丑”的行為，日本人表現出了特殊的興趣，一些所謂專家、學者更是對此大肆渲染。
可探知指數：☆ 其實也沒什么好探的，不過有些“健忘”的人倒是很喜歡去“探知”這類“歷史”。
可 信 度：☆要發動戰爭需要找這么蠢的借口么？“苦肉計”與“尋找走失士兵”的始作俑者智商似乎是相同的。
1941年12月6日晚，在美國白宮，美海軍部長諾克斯、海軍作戰部長斯塔克、陸軍部長史汀生、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和商務部長霍普金斯少見地聚在一起，與總統羅斯福一同消磨時光。他們在等待一件事———日軍進攻珍珠港！
12月7日，日本海軍特混艦隊長途奔襲，以艦載機偷襲了美軍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美軍被擊沉和受重創戰列艦8艘、輕巡洋艦6艘、驅逐艦1艘，損毀飛機270架(一說180架)，傷亡3400余人。次日，羅斯福總統在國會大廈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和戰爭咨文，正式對日宣戰。美國公眾徹底放棄孤立主義，投入到對軸心國的戰爭中。
白宮歷史性的一幕是由當時在場的海軍部長諾克斯對其密友詹姆斯·斯泰爾曼透露的，它給人們留下一個謎———美國到底是否知道日本要偷襲珍珠港？
美國破譯了“珍珠港上空的電波”
1935年，美國陸軍重新組建由密碼專家威廉·弗里德曼領導的監聽機關———信號情報處。它與隨后成立的海軍通信保密科被冠以“魔術”的代號。
至1941年，“魔術”已能截獲并破譯出絕大多數日本人用九七式打字機發出的“紫色密碼”外交電報。1941年底，他們破譯的秘密外交電報平均每周多達200頁。這其中包括許多有關珍珠港的情報：1941年9月24日，日本海軍通過外務省致電檀香山總領事館，要求了解美軍太平洋艦隊軍艦在珍珠港的停泊位置；11月15日，日本外務省要求駐檀香山總領事館每周至少報告兩次珍珠港美軍軍艦的動向；11月18日，日本駐檀香山總領事館向外務省匯報了美軍軍艦進珍珠港后航向變化角度和從港口到達停泊點的時間；11月28日，日本外務省要求檀香山總領事館銷毀密碼和密碼機；12月2日，日本駐檀香山總領事館用低級密碼繼續報告美軍的一舉一動……
“魔術”將最重要的情報由特別信使及時遞交給總統、陸軍部和海軍部的部長、作戰部長、情報局長、國務卿等軍政首腦，而其他人極少能接觸到這些情報。但華盛頓并沒有將上述與珍珠港密切相關的情報通知太平洋艦隊司令金梅爾海軍上將和夏威夷基地司令肖特陸軍中將。金梅爾將軍后來在接受調查時直言不諱：“海軍部扣下了珍珠港將可能遭受襲擊的有關情報，太平洋艦隊被剝奪了一次戰斗機會，導致1941年12月7日的災難性局面。”對于這種反常的行為，斯塔克解釋道：“我不希望通知金梅爾司令，因為這樣會泄密。”他怕泄露的究竟是日本人的秘密還是華盛頓的秘密？
在危險面前削弱太平洋艦隊實力
即使美國高層害怕泄密，也應該在大戰即將來臨之際想方設法加強珍珠港太平洋艦隊的實力。事實上在1941年初，太平洋艦隊包括1艘航空母艦、3艘戰列艦、4艘巡洋艦、17艘驅逐艦在內1/4的作戰力量被調撥給了大西洋艦隊。此外，海軍部還把艦隊中素質最好的指揮官和水兵也成批調往大西洋艦隊。為此，金梅爾曾多次向海軍作戰部長斯塔克陳述加強太平洋艦隊實力的重要性。他在1941年9月12日寫給斯塔克的信中言語懇切地說：“一支強大的太平洋艦隊，無疑是對日本的威懾，而弱小的艦隊也許會引來日本人……在我們能夠保持足夠對付日本艦隊的兵力之前，我們在太平洋是不安全的。”但海軍部卻絲毫不理會金梅爾的呼吁。更奇怪的是，當日本飛機對珍珠港狂轟濫炸時，太平洋艦隊的主力———3艘航空母艦恰巧全部外出(“薩拉托加”號停在圣迭戈檢修，“列克星敦”號正在行駛途中，“企業”號在珍珠港以西200海里的歸途中)，它們因此逃過劫難。
緊急調集醫務人員和藥品
1995年9月5日，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收到一名名叫海倫·哈曼女士的來信。她在信中稱她的父親史密斯曾向她講述過一些關于珍珠港事件的驚人內幕，在二戰時她父親任美軍后勤部副主管。她父親說，珍珠港事件爆發前不久，羅斯福總統緊急召開了一個由極少數軍
官參加的秘密會議。總統在會議上透露了一個驚人的消息：美國高層已經預見到日本海軍將要偷襲珍珠港，可能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他命令與會者盡快準備將一批醫務人員和急救物資集結到美國西海岸的一個港口，隨時待命啟運。羅斯福總統特別強調禁止將會議內容向外透露，包括珍珠港的軍事指揮官和紅十字會的官員。面對與會官員的驚訝與不解，羅斯福解釋說，只有當美國本土遭到攻擊時，猶豫不決的美國民眾才會同意他宣布投入戰爭。這封信引起了很大轟動，但哈曼不是當事人，而她父親史密斯又已于1990年去世，人們無法從中得到更加詳盡和更有說服力的材料。
克林頓收到信后不久，美國紅十字會夏威夷分會的工作人員在查閱該會1941年至1942年財政年度報告的影印件和有關國家檔案時，意外發現美國紅十字會和美軍后勤醫療部隊在珍珠港事件前一兩個月曾進行過非常規的人員和儲備物資緊急調動。例如，在那段時間里，夏威夷分會通過正常渠道從國家紅十字會總部得到價值2.5萬美元的醫療急救物品，同時，還通過秘密渠道接收到價值5萬美元的藥品和物資。
這批額外補給，在偷襲珍珠港事件后的急救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41年11月的美國紅十字會總部的月度報告也顯示，那個月夏威夷分會共接收了2534名醫護人員，其中1505名是被秘密調去的臨時人員。有關人員還從夏威夷紅十字分會會長阿爾弗雷德·卡瑟爾的弟弟威廉·卡瑟爾的日記中發現：12月6日，夏威夷分會的全體人員奉命戰備值班。
美國史專家查爾斯·比爾德和著名作家約翰·托蘭等人分析認為：面對國內濃厚的孤立主義情緒，具有遠見卓識的羅斯福總統和他的高級幕僚們為了使美國在納粹德國和日本法西斯全面征服歐亞大陸之前投入戰爭，上演了這出“苦肉計”。同時，為了減少損失，他又將3艘航空母艦調出了珍珠港，并通過秘密渠道不露聲色地運去大批醫護人員和急救物資。但由于人們至今仍未找到最有力的直接證據，有關“苦肉計”之說至今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
日本妄想借此推卸戰爭罪責
對于美國人“自揭家丑”的行為，日本人表現出了特殊的興趣，一些所謂專家、學者更是對此大肆渲染，《大東亞戰爭全史》的作者服部卓四郎和《偷襲珍珠港前的365天》的作者實松讓就是典型代表。他們稱美國人事先知道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企圖，暗示日本是在美國人“引誘”下被迫發動了對珍珠港的襲擊。他們想通過這種說法，把發動太平洋戰爭的責任推到美國人身上。
其實，日本在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后，已經開始考慮是“北上”還是“南進”。1941年10月，主張對美英開戰的東條英機上臺后，最終確定了發動太平洋戰爭，奪取印度支那和太平洋諸島的“南進”計劃。這決定了他們必然要對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基地發動攻擊，只不過他們首先選擇了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而不是駐扎在菲律賓的美國陸軍。關于珍珠港事件是“苦肉計”之說，只是美國民眾對以羅斯福為首的美國政府以何種方式、多大代價投入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真相的探究與爭論，而日本人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罪責是無論如何也推卸不掉的。
究竟是誰擊斃了山本五十六？
神秘指數：★★★ 山本五十六是日軍的精神領袖。不管是誰干的，伏擊山本五十六確實是美國的一次大勝。
關注指數：★★★ 能夠親手擊斃山本五十六這樣的人物對軍人而言是無上的榮譽。的確值得人們去爭一下。
可探知指數：☆幾乎不可能了，這種爭論將和對這次經典伏擊戰的研究一樣繼續下去。
可 信 度：★★☆能完成這樣艱巨的任務不是哪個人獨自能辦到的，獵殺山本是大家共同的功勞。
1943年，日本海軍將領、聯合艦隊總司令山本五十六的座機在飛越西南太平洋上空時被擊落，山本五十六當場斃命。到今天，有關人士還在爭議：究竟誰擊落了山本五十六？
當事人是托馬斯·蘭菲爾和里克斯·巴爾博，二戰期間隸屬駐扎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的美國空軍P—38戰斗機中隊。
1943年4月18日，他倆奉命一起起飛前去攻擊從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拉包爾飛往布干維爾島的山本五十六座機。
根據各種流傳的說法，首先向山本五十六乘坐的“貝蒂”號轟炸機開火的是巴爾博，而蘭菲爾聲稱他也開了火。由于當時的P—38戰斗機上沒有空中照相槍（飛機射擊時與機槍同步工作拍攝射擊結果），所以兩人的陳詞就無從考證，再加上當時的行動十分保密，美國直到二戰結束后才宣布，美軍能夠擊落山本五十六是因為美國海軍破譯了日軍的通信密碼。因此等到真相大白于天下時，時間已經過去了幾年，究竟是誰首先開火就更難說清楚了。目前蘭菲爾已去世，居住在俄勒岡州坦利波尼的巴爾博也79歲了，他在回憶起往事時不無遺憾地說：“如果我們在擊落山本五十六后馬上將事情全過程曉之天下，那就不會反目成仇。我和蘭菲爾戰時關系非常好，他信心十足地認為是他先開了火，只不過他做得有點過分了些。”
據非官方的戰后軍事史料記載，當時蘭菲爾和巴爾博因各自擊落一架轟炸機（一架系山本五十六乘坐，另一架由他的參謀乘坐）而分別獲得一枚勛章。此外，巴爾博還因為協同擊落了第三架轟炸機而與其他人分享了另一枚勛章。但是，當日本軍事史料最后證實，當時運載山本五十六一行只有兩架轟炸機而不是三架時，美國空軍馬上裁定巴爾博和蘭菲爾只能分享一枚勛章，以示共同擊落了山本五十六的座機。在此之后，巴爾博的昔日戰友向空軍提起上訴，要求改變裁決，向巴爾博授予全獎。事情最后一直鬧到美國空軍參謀長唐納德·賴斯那兒，結果他在1992年再次拒絕更改記錄。于是巴爾博又向一家聯邦法庭上訴，結果上訴法院維持原判，巴爾博敗訴。
《攻擊山本五十六》一書的作者、得克薩斯大學（達拉斯）杜立德圖書館館長卡羅爾·格萊尼斯說：“史料記錄必須有權威性，對于這些二戰老兵來說，重要的是該給的獎一定得給。”但是，美國空軍并不愿意接受該協會的調查結果。位于華盛頓州的博林空軍基地的空軍史料專家卡吉爾·霍爾說，“史料記載多半不會有任何偏見。”看來，爭論還得繼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