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的防空體系承襲自蘇軍，兩者都主要依靠地面引導，當年的實際攔截半徑基本也都是200公里。256號飛出的航線，只有一小段穿過赤峰的空1師攔截區（最短距離約144公里）。而對于駐蒙蘇軍來說，則是“可望而不可及”！
關于256號的航線選擇與中蘇蒙防空體系的關系，如果舒云等非航空專業的研究者沒有關注是可以理解的。但康庭梓和時念堂作為34師的飛行員和師長，包括當時空指的參謀人員，他們在回憶錄中沒有說明，這就應該是故意回避了。
三、“問號”之迷？
256號的航線選擇，也引出了另一個疑問：這條航線是誰確定的？
解開這個疑問前，先要回過頭來看一下256號起飛階段的“問號航跡”之迷。
先回放一下起飛階段海軍山海關場站的雷達監視記錄：
“零點36分，航向244度。”
“零點40分，航向270到280度。”
“零點43分，飛行航向290度。”
“零點46分，航向310度，飛行高度3000米，飛行速度500多公里。”
零點46分，256號飛出山海關雷達監視范圍，目標消失。山海關雷達監視時間共14分鐘。
之后256號在遷安縣（現河北遷安市）空域，又進行了航向轉彎，轉向了340度并飛行約4分鐘，再轉關于256號起飛階段的“問號”飛行航跡，也是“913事件”分析中關注較多的。在各個版本的描述中，有些還加入了很多的感情色彩。其實，這個“問號”之迷，只要從飛行知識來分析，是很好解釋的。
將各時間點的航向延伸就可發現：零點40分時選擇的270～280度航向直指北京。零點43分轉向290度，這個方向是張家口方向。零點46分轉向310度，這是二連浩特方向。
當時華北飛外蒙或蘇聯的國際航線正是從北京開始，經張家口、二連浩特過境入蒙，再經賽音山達、喬依爾到烏蘭巴托。不過至少到9月13日凌晨零點05分前，潘景寅只知道是飛廣州。所以256號準備的航線只有北戴河-北京和北戴河-廣州，加上潘景寅之前有數次飛伊爾庫茨克的經驗以及專機機長的資料配備，不排除有北京-伊爾庫茨克的航線圖。——但，肯定沒有的是，北戴河至伊爾庫茨克的航線圖！——所以飛機在起飛后第一個轉彎先轉向了北京，這是必須的，無論是回北京還是飛蘇聯（外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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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需要領航，這完全不同于開車。開車找不著路可停車確定方位，但飛機不可能。飛機一旦升空，每分每秒都在快速運動（快速改變位置），每分每秒都在消耗燃料，而且耗油量在不同的高度、速度下都不一樣。正常的情況下，飛行員都是在升空前做好飛行計劃，在航圖上畫好明確的航線，“三叉戟”這樣的大型飛機還需要配備領航員。同時在升空后還要依靠地面管制站的引導，以及地面導航臺等設備來校正航向。
但這些條件顯然在9月13日凌晨256號升空時是不具備的，沒有副駕駛、沒有領航員、沒有航線圖、沒有導航臺、甚至油料也沒加足。那么起飛后，當得知飛往伊爾庫茨克后，256號就必須重新計算航線，而此時飛機已經升空了！這時的256號若想重新計算去伊爾庫茨克的航線，只能依靠原始的領航方法，靠地標導航，用航位推測法計算新航線。
地標導航首先要找檢查點（地標）。在這個“問號航跡”上：
·256號第一個轉彎后飛經的是撫寧縣，并飛過撫寧縣約有1分45秒，這個階段的航向是270～280度不穩定的。說明此時飛行員在計算航線，并尋找下一個檢查點以校對位置。如果此時航線確定是北京，256號會維持這個航向直到下一個檢查點。但以當時的情況看，256號肯定不能飛北京。若走完整的北京-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航線，256號的燃料連烏蘭巴托都飛不到。
飛過撫寧縣1分45秒后，開始轉向290度，這時飛經的是盧龍縣，過盧龍縣又飛了約1分鐘。這個階段飛行員可以校正之前計算的誤差，也可以計算最終的路線。維持這個航向是張家口，是北京-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航線的第一個捷徑。但這同樣也不可取，一是燃料很夠嗆，二是張家口是空7師防空重地。256號取張家口方向無疑是往槍口（導彈陣地）上撞，甚至是在“調戲”中國空軍。當天周宇弛一伙的3685號便是強闖張家口，走了北京-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航線，遭到了空七師殲擊機的攔截。
·過盧龍縣1分鐘后，轉向310度，飛往遷安縣（現遷安市）。這個航向直指二連浩特，這是北京-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航線在中國境內最后一個導航站，但同樣沒有選擇。取這條航線，雖然基本不會飛入防空導彈的伏擊圈，但也很長時間處于空七師的殲擊機防空圈內，這是比較危險的。即使安全飛出境后，也將直接撞進蒙軍和蘇軍的防空圈（根據資料，蒙軍當時有防空導彈沿此線布署）。
——以上三段飛行轉向，基本都是在靠向北京-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航線的每一個檢查點，在導航中類似于“狗追兔子法”。
·在遷安縣上空256號轉340度航向，飛行了約4分鐘，這一段340度飛行長期以來被很多人不解。
曾有民間的研究者認為是為了“迷惑林彪”，讓林彪察覺不出是（西）北飛蘇聯。這一觀點是缺乏飛行專業知識的。如果飛機的航線已經確定，航線轉彎是以秒為單位的。究竟轉了多少度？轉向了哪里？這只有飛行員看著儀表才清楚，乘客（林彪）是根本確定不了的。更何況256號是在燃油吃緊的情況下升空的，節約燃料是首當其沖的。
而飛行專業出身的康庭梓和時念堂則表示，“是一個讓人深思的問題”（康庭梓，《林彪墜機過程的思考》，載于《航空知識》2002年），“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古怪航向？這是要干什么？”（時念堂，《解說林彪叛逃的四大迷題》，載于《民主與法制》）。不過筆者倒不認為康庭梓和時念堂這樣的優秀飛行員會真的不明白。
事實上，轉340度飛行4分鐘說明此時256號已經確定了經承德-溫都爾汗的最終航線，向最終航線上作調整飛行。這是飛行中調整航向的基本動作。
·過遷安縣后飛4分鐘，256號轉向325度航向，此航向的下個檢查點是承德市。如果飛行員計算準確，256號將飛過承德上空，而后保持航向即可——事實上256號做到了，飛機準確的經過了承德市正上方。之后256號就再沒變過航向，直飛外蒙。
整個“問號”飛行共用時約18分鐘。扣除310度轉340度這段調整飛行，是14分鐘。再扣除起飛爬升時間，是10分鐘。這意味著，256號是在起飛后的10分鐘時間里，完成了飛行中重新計算新航線的工作！這一切是在維持3000米飛行高度、夜間目視條件差、沒有副駕駛、沒有領航員、沒有地面導航站的條件下完成的。
排除掉一切如“是否叛逃”、“機組是否抵制”、“機組是否有思想斗爭”等假設因素，即使是在白天，讓另一個建制完整的機組，來重演這個飛行中10分鐘重新計算航線的工作，很可能都不容易辦到。但是，潘景寅卻神奇般的做到了。
四、誰確定了這條航線？
256號的這條航線，準確穿過了華北、東北航空兵防空圈間隙，又正對駐蒙蘇軍的防空圈間隙。能做出這一選擇的人，不僅要懂得飛行知識，還要熟悉中蒙蘇的空防軍情。
在當天，256號機組只有機長潘景寅和李平、張延奎、邰起良三個機械師上了飛機。加上學習過飛行基礎知識的林立果，最多只有五個人了解飛行知識（無論多少）。而從空防軍情的掌握上說，只有潘景寅和林立果有條件掌握的如此詳細。潘時任專機師副政委，專機飛行員。作為首長專機的飛行員，他必須隨時掌握各地的空防軍情，尤其是蒙、蘇的軍情（因為有出訪需要）。而林則是空軍司令部作戰部副部長，也理應熟知我軍和外軍的空防布署。
那么這條航線會不會是林立果之前就準備好的呢？——答案是肯定不可能！
因為，確定這條航線的人，除了要有飛行知識和熟悉軍情外，還要知道256號當天的實際飛行能力——油量！
當天周宇弛等人劫持3685號直升機，即是拿出了北京-張家口-二連浩特-烏蘭巴托的航線。這說明林立果一伙完全有可能計劃過航線，也有條件準備過航線。不過，林立果和周宇弛還屬于飛行“菜鳥”級，選擇的北京-烏蘭巴托航線也完全是條“找死”線路。
最關鍵的是，林立果并不知道當天的256號只有12.5噸的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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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56號先選擇北京、再改張家口、再改二連浩特、最后改向承德這段過程來看，林立果是有很可能給了潘景寅預先準備好的飛往蒙、蘇的航線圖。但這都不現實，飛機的油不夠，還直直的撞向導彈陣地。所以航線在空中被改了，改成了一條誰都難以攔截，也能夠飛到烏蘭巴托或溫都爾汗的航線。
這個改動人，只能是老手，機長潘景寅。
當然，潘在零點05分接到林立果電話的時候，他就可能已經知道了真實目的地，做了準備。但這也只能是初步的飛行計劃，此時的潘景寅要忙于256號一系列的起飛準備。最終的航線應該是在起飛后邊飛行邊計算修正出來的。所以也才出現了許多人困惑的，起飛階段用了十多分鐘才完成最終航向轉彎這一現象。
長期以來，很多人一直難以接受潘景寅在主觀上配合林立果一伙的結論。認為潘景寅的是被蒙騙的，是被迫外逃等等。
比如當事人康庭梓描述為，“從起飛航向轉到270至280度這段艱難遲緩的航跡，我認為是反映了潘景寅操縱飛機轉彎時的猶豫與心理上陷入極端困惑的寫照。”“開始時機組受蒙蔽”“潘景寅竭力錯開北逃航線 ”“他的警惕性是很高的，對涉及空防和國境線等因素也是很敏感的，他肯定對空中叛逃的行為深惡痛絕。現在，他卻被命令飛出國境，實行叛逃！”（康庭梓，《林彪墜機過程的思考》，載于《航空知識》2002年）。
對于康庭梓的描述，筆者認為明顯是一種事后說辭。
·林彪當時是“副統帥”，林副統帥要緊急出國——難道出國就是叛國嘛？！
·林彪是寫進黨章的接班人，“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們要走！”“誓死捍衛林副統帥！”（葉群在山海關機場登機前語）——難道你有意見嘛？！
·潘景寅是二號人物的專機機長（毛不乘飛機，林彪實為乘專機的一號人物），送首長出國是家常便飯——難道首長出國前還要你機長來驗明是否“叛國”嘛？！
·當年西哈努克長期在中國避難——難道西哈努克飛到中國也叫“叛國”嘛？！
其實若讓康庭梓和時念堂來面對當時的情況，以專機飛行員的職責，筆者相信他們也一定會“誓死捍衛林副統帥！”的。
還有人是以鄧小平答美國記者問時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以及總政1981年12月23日下發潘景寅《革命軍人病故證明書》為依據，證明潘“沒有問題”。
這些都還是標準的中國思維，非“好人”即“壞人”，非“同志”即“敵人”的傳統觀念。
其實，評論潘景寅，大家大可不必這樣感情色彩。要把他放回到40年前的首長專機機長的身份下，他果斷出色的履行了他的職責。在突發情況下隨機應變、超水平的完成了一系列看似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從強行起飛到空中計算航線，到最后的迫降，潘景寅的表現完全堪稱“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