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難解的中國歷史之迷 |
明朝的歷史，帶給中國人的歷史創痛，是非常之深的。講起漢、唐，人們無不將之視為秦以后中國歷史最輝煌的時期。當然，它們比不上上古三代，那是講“王道”的時代，是中國歷史的黃金時代。講到了宋代，中國就是“積貧、積弱”的了；不過，近些年來行情看好。看好的原因，一是宋代的經濟遠逾前代，特別是“商品經濟”，再就是陳寅恪先生關于“吾國文化造極于天水一朝”的話頭，以及宋朝的“養士政策”。明朝是不大爭氣的，明亡的教訓很多，可以說幾乎集歷代亡國教訓之大成。但話說回來，明朝的機會也很多。明朝最大的機會不是明朝本身的，而是李自成進京。以至于三百年后，郭沫若先生寫《甲申三百年祭》，來總結李自成為什么會失敗。那是一六四四年，那時候，中國已經有了“資本主義萌芽”，而稍早的一六四○年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已標志著世界“近代史”的開端。很顯然，對李自成失敗的腕惜，其目標是指向“近代化”的。因為，按照“歷史規律”，既然資本主義的“萌芽”都已經生長出來了，它的生長與發展當然也就成了這題中應有之義，李自成的“農民革命”則很可能代表著某種進步的方向。而回首兩個多世紀之前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壯舉，由于“近代化”意識的觀照，確實也可以使我們想入非非：假如當初竟在偶然中實現了“地理大發現”，整個世界歷史恐怕都要改寫。這樣的假如，一方面使我們扼腕，一方面卻又激發了我們的想像。雖然，歷史不是一門假如的學問，但歷史學家對于假如，卻總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沖動。克里奧巴特拉的鼻子假如稍長或稍短一些，據說世界歷史都可能為之改觀的。而按照鄭和船隊所顯示出來的遠洋能力，當初他也完全有可能率領這支浩蕩的船隊，繞過好望角，駛入大西洋，甚至再進入太平洋。總而言之，歐州人后來用比我們小得多的船和船隊所能完成的壯舉，我們當然也能比他們更早地完成。然而，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如果并沒有發生，決定了鄭和下西洋成了一個非常有魅力的中國歷史之迷。鄭和為什么要下西洋，于是就這樣“歷史地”成為一個“中國歷史之迷”了。
曾幾何時，人們最愿意相信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尋找逃亡的建文帝。建文帝的生死，是明史上的一個迷。據說，明成祖朱棣率兵“靖難”，攻入南京后并沒有發現建文帝。如果這是事實，那么按照活要見人死要見尸的原則，這建文帝是必須用大力氣去找的。為了防止建文帝復辟，朱棣不但要派人到西南深山中去找，也絕對更有理由派人到東南海外去找。要知道，支持建文帝的很多是江浙一帶的人。江浙一帶，熟悉大海的人很多，建文逃匿海上絕對是有可能的事。更為嚴重的是，當時東南沿海的海盜鬧得很兇，其中除了真正的“倭寇”外，有很大一部分是張士誠、方國珍的舊部。他們以浮海販賣為業，與明朝則是敵對的；另一方面，因為貿易的原因，他們與倭寇和其他海盜的關系十分密切。可以想見，如果建文帝沒有死，并且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其卷土重來的力量不可小看。所以，對于朱棣來說，派鄭和下西洋與西洋各國通好，就不僅僅是一個宣揚國威的問題；如果建文帝確實逃亡于這一帶，但由于這些國家都與明朝通好，就會有效地阻止建文帝與當地海盜勾結，并且使他很難在這些國家立足。即此，鄭和帶了那么多禮物，帶了那么多軍隊，一次又一次地遠航西洋，就不能被看成是徒勞無功的，更不能視之為明成祖的好大喜功，而遠航本是否具有商業目的反倒是次之又次的問題了。
然而，如果當初并不存在尋找建文帝的問題，那我們又將如何看待鄭和下西洋的這一壯舉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說，即便這次航行具有商業目的，但商業決不是主要目的。那么多人，那么多船，浩浩蕩蕩，帶了大量的金銀貨幣，以及瓷器、絲綢、錦綺等東西，可都換回來些什么呢？不過是些珍珠、寶石、珍禽異獸和大量香料。這決不像是一次以商業為目的的遠航所帶來的結果。研究這一問題的人說，當時帶出去的東西，大都作為禮物送人了，顯示了天朝的富裕與慷慨；而從此外國貢使紛紛來朝，收到了懷柔遠人，四夷賓服的效果。可是，明成祖因靖難而登皇帝寶座，其迫切要解決的是天下人心向背的問題，跑到海外去宣示國威，這恐怕也有點文不對題。
研究明史的人大概不會不知道，明朝建國的基礎是比較薄弱的。歷經唐末、五代，乃至金、元的接二連三的破壞，中國的北部和西北部，社會生產已非常落后，只有江南地區在這數百年的歷次戰爭中幸得偏安，而成為中國當時唯一富庶的地區。當年，朱元璋是仰仗江南地區的經濟實力，才得以實現其北伐大計的，否則就沒有明朝的建立。而從此以后，明朝的中央財政，主要是依靠江南財賦來維持的。洪武時，全國夏稅秋糧總計約2940萬石，其中江南約720萬石，為全國稅糧的1／4強，是明朝中央財政的主要家底。靖難之役打了四年，明朝北部地區的社會生產復又雪上加霜，其中央財政更不得不主要依靠江南。然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明成祖朱棣卻決定將首都由南京遷往北京。為此，他不得不耗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比如，為了使江南的物資能夠大量“京運”，明朝不得不重新開通運河，并修造大量運船，其耗費至為巨大。而北京城的營建，耗費更巨。周長十八里的皇城和周長四十五里的京城，所用木材都采自于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和山西等地。僅此一項，又不知要搜括多少民脂民膏！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搞那么大的船隊下西洋，對于明朝的百姓無疑只能是敲骨吸髓了。
1421年，當時還是太子的仁宗，被從南京召回北京。北上途中，經過山東布政司地界，親眼看見的是饑民遍野，老百姓家家鍋底朝天。那時，國庫雖然還算充實，甚至還有腐爛的糧食，但天下百姓卻是窮困已極。所以，三年之后，明成祖去世，仁宗一登基，立即就中止了派船隊下西洋。明朝歷史上有所謂“仁、宣致治”。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宣宗在位不過十年。在這十年多的時間里，明朝究竟能“致治”到個什么程度呢？無非是將朝廷對江南的賦稅政策作了一些調整，以使江南這一明朝中央財政的賦稅重地，能夠繼續保持其長期以來的繁榮。從這件事上看，如果仁、宣兩代繼續讓鄭和率領船隊下西洋，明朝就不可能調整它在江南的賦稅政策。那時，江南百姓實際上經被搜括盡凈了。據當時官員的一份報告中說，僅蘇州一府，在宣德統治的四年之中，就欠賦800萬石。試想，如果繼續派船隊下西洋，這些欠賦的絕大部分恐怕是免不掉的，更不要說明朝還對江南官田稅額進行了大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減免。那樣的話，明朝的經濟勢必崩潰。可見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政治上擔了很大的風險。歷史上，秦朝短命而亡，是因為大一統初建，制度費用過高所致。但即便是像筑阿房宮和修驪山墓這樣的事，其實也與宣示皇帝的尊威有關。隋朝的短命而亡，也是因為大一統重建而制度費用過高所致。后人批評隋朝修大運河而國亡，但修大運河對于隋朝而言，卻是當務之急。鄭和下西洋，對明朝究竟有什么實際意義呢？可惜的是，由于歷史學家們的興趣幾乎都集中到了諸如航海技術、船隊規模、海外貿易、地理發現等問題上，對這樣的問題倒視而不見了。
歷史學家無不贊嘆鄭和遠洋所表現出來的航海能力，但當時中國的一般航海能力究竟如何呢？明成祖遷都北京而重開南北大運河以實行漕運，原因是“海道險阻”，船只經常“漂沒”海中，成本也高于漕運。但是，據我們所知，當時漕運的絕對成本非常之高。明朝嘉靖時的大臣徐貞明在江南做過地方官，據他的估計，從江南運一石糧到北京，必有數石之費。如果把漕船和漕軍也考慮進去，這個漕運成本就更高了。永樂時，漕船約五千條。后來達到一萬一千七百余條。最多的時候，達到過一萬六千條。漕船三年一小修，六年一大修，十年后就要換新的。這要用多少船料，又要用多少工匠？船料最初從各地科派，造船的工匠也是從各地征用。后來，無論造船，還是采辦船料，都交給漕軍去做。漕軍最多的時候，有一百萬人。此外，為了管理漕運和保持運河暢通，明朝還設立了專門的機構。做這些事情，也都是有高昂成本的。明朝漕運成本究竟高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但當時有人說過：“神京北峙，而財賦全仰于東南之漕”，“江南之民命竭于輸輓（漕運），大府之金錢靡于河道”。即便如此，明朝卻始終沒有改漕運為海運的魄力。這只能說明它的航海能力其實很弱。
中外的一些歷史學家，非常善于把中國與歐州作比較。比如，鄭和下西洋的龐大船隊，不僅在當時，就是在日后的百年之中，也非歐州可比。但是，歐州有很多國家，中國是一個國家，這樣的比較恐怕不能成立。比如，葡萄牙是一個很小的、在地圖上并不起眼的國家，卻是一個以商業立國的航海國家；而中國雖然很大，卻是一個以農業立國的非航海國家，兩者能夠相比嗎？中國可以不計成本地集全國的人力和物力，建造龐大船隊下西洋。而以商業為目的的葡萄牙船只的航海，卻必須計算成本和收益。葡萄牙親王“航海家”享利（1394－1460），大約從十五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創辦了航海學校，以推動“地理大發現”。更重要的是，享利的事業，并不因為他的去世而告終，而僅僅是葡萄牙人致力于海上開拓的一個部分。葡萄牙國王約翰二世在位其間，甚至派人喬裝成阿拉伯商人，到東方考察香料市場，為葡萄牙開拓東方市場作準備。所以說，地理大發現，本質上是歐州那些以商業立國的航海國家的事業；它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歷史進程，而不是一個偶然性的歷史事件；它的動力來源于對利益的追求，而這種追求本身是離不開對成本和收益的計較的。
雖然，當時發生在中國東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貿易，同樣也離不開對成本和收益的計較。但是，此類貿易都是走私貿易，主要是將中國的貨物售出，而換回大量奢侈品和金屬貨幣。前者只是促進了中國國內的一種極不健康的消費，并且導致地租和賦稅剝削的上升。因為，這些奢侈品的消費者，無非是那些直接或間接的地租剝削者。他們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人，是靠國家賦稅供養的官僚，以及皇帝本人和他的龐大家族。這樣的貿易，利潤越豐厚，往往對農民的損害越大。據我們所知，由于明朝采取了禁用金銀貨幣、并且采取禁用銅錢和不鑄銅錢的政策，明朝當時市面上的金屬貨幣嚴重短缺。而為了消滅民間的金屬貨幣，明朝自洪武年間就開始了田賦折收一定比例的金屬貨幣，還長期禁止民間開礦。所有的這些政策，使唐宋以來所形成的“錢重物輕”的情況進一步嚴重。所以，盡管當時的私人海上走私貿易，造成大量的金屬貨幣流入中國國內市場，但是在“錢重物輕”非常嚴重的情況下，這也不過是杯水車薪。總體而言，當時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并未顯示出有利于當時中國國內商業發展的跡象。東南沿海的商人在當時海上的走私貿易中獲利，并不能說明這種貿易對中國是有利的。我們還知道，鄭和七下西洋，白銀總共帶了七百余萬兩。這大量的白銀，無非出自明朝的庫藏。明朝皇帝為推行大明寶鈔，不許國內市場使用金銀交易，卻并不妨礙用金銀在海外市場上購買奢侈品。可笑的是，這些金銀更多地是買了過多的無用之物。比如，明成祖在世時，已不得不用采自海外的胡椒、蘇木之類折充官員俸祿。這樣的中外貿易，實在是乏善可陳！
歷史是很有趣的。明成祖朱棣派鄭和下西洋，或許純粹是出于好奇，或許還結合著以更多的海外珍奇玩好充實自己在北京修建的宮殿的目的。顯而易見的是，這么大規模的航海，如果沒有一個正當的理由，肯定是會遇到臣子們的激烈反對的。然而，如果換一個尋找建文帝的借口，就會是派船隊下西洋的絕妙理由。建文帝的逃亡，或許就是明成祖故意制造的假象。對于這位篡位的皇帝來說，也許沒有比這更有利的了。這樣做，除了可以使皇帝本人的好奇心得到滿足之外，更重要的恐怕還在于這可以使皇帝因此而逃避“弒君”的指責，而“清君側”的功勞也足以使他的繼登大寶變得合理合法，所謂“篡逆”也就不攻自破了。總而言之，有關建文帝的下落無論真假，于明成祖朱棣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所以，當天下到處都流傳著有關建文逃亡的傳說時，明廷則聽之任之，毫不顧忌天下百姓對此深信不疑，以至于很久之后，竟真的有人冒充流亡在外的建文帝，而叩響了明朝的宮門。
傳統時代，當歷史學家的興趣尚停留在有關建文帝的下落方面，它自然會被說成是鄭和下西洋的原因。時過境遷，當歷史學家在新的時代里，認識到資本主義萌芽是那么重要，自會去重視鄭和下西洋與諸如東西方貿易、地理大發現的關系問題，從而把建文帝的下落看得無足輕重了，哪怕建文帝出亡確有其事，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的真正動機就在于尋找建文帝。同樣的歷史事件，猜它的謎底，因時代的不同，自會有不同的路徑，猜出來的謎底也不會一樣。這里所表現出來的，不是歷史認識的加深，而是歷史解釋的變化。歷史學，在此變成了猜的學問，鄭和下西洋也就成了中國歷史的謎了。而謎底已經猜出，歷史卻需要重新解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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