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漢奸：穆時英的身份之謎

真假漢奸：穆時英的身份之謎

　　穆時英只活了短短的28歲，在他被暗殺后的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內，人們都認為他是一個“漢奸”而罪有應得，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卻有人在香港撰文為穆時英辯誣，說他是中統特工而被軍統誤殺。從此，關于穆時英的身份和死因人們議論紛紛卻又各執一詞，成為一宗迷案。
　　死后的爭論
　　在現代文學史上,關于穆時英在偽上海時期的活動撲朔迷離,死因說法各異。
　　穆時英死前一年內的活動主要是投靠汪偽政府,效力于偽政府的新聞宣傳。但是，具體到當時穆時英擔任何家報紙的總編,則說法各異。施蟄存先生回憶說他當過《中華日報》的總編并因此而被殺。
　　但是，研究者考察當時的上海新聞史料發現，《中華日報》是汪偽在上海的機關報,1939年7月9日復刊。當時準備由林柏生任社長,葉雪松任總經理,郭秀峰任總編輯。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一書，則收入了郭秀峰自己的回憶。他回憶說，《中華日報》正式復刊后，“先后由劉石克、劉靜哉、殷再緯任總編輯”。回憶并沒有提到穆時英。那么,穆時英作了什么報的總編呢?有學者認為，當時，穆時英從香港回到上海后投靠了汪偽政府,具體的投靠對象就是胡蘭成。根據郭秀峰的回憶，當時的汪精衛親信林柏生當上了偽政府的新聞宣傳部長后，“在上海積極擴大宣傳,設立小型報《民族日報》,社長穆時英……”。1940年2月21日，汪偽的國民黨中宣部下令停辦《民族日報》。利用該報的機器設備于1940年3月22日改出一張的小型報《國民新聞》。同時，《國民新聞》的全班人馬甚至設備都來自穆時英任社長的《民族日報》社。開始，《國民新聞》社社長是偽江蘇省省長李士群,暫時由黃敬齋代理社長,但由于總主筆胡蘭成的推薦,穆時英很快當上了總編輯，不久，又取代了黃敬齋，正式任社長。
　　也有學者認為穆時英任過《文匯報》社長一職。但是，根據《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一書的記載,《文匯報》是英國人克明出面注冊、由嚴寶禮經營的。具體由徐鑄成、柯靈等進步人士主持,是一份進步抗日的報紙。它“創刊于1938年1月上海‘孤島’時期，1939年5月被日偽逼迫停刊,抗戰勝利后,1945年9月在上海復刊。”而穆時英在抗戰全面爆發后不久就到了香港,這個時候,《文匯報》還沒有創刊，等到他1939年返滬后，《文匯報》已經停刊了,所以,在1938年1月至1939年5月間，穆時英不可能當《文匯報》社的社長。這是怎么回事呢?有一種說法認為，1939年5月，《文匯報》被汪偽政權停刊后,汪偽政權想奪取該報的陣地來宣傳自己的主張，因此派人收買克明,想把《文匯報》改造成他們的報紙，穆時英當時就是籌備中的偽《文匯報》社社長。
　　由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上海特工站》一書，對這一內幕做了披露。
　　該書記載：1939年5月初，汪精衛一伙群集上海，籌組偽政府。上海的《中美日報》、《大美晚報》、《文匯報》、《申報》、《新聞報》等，無不對汪破口大罵，盡情抨擊。在這十里洋場內，“漢奸傀儡”臭不可聞，“弄堂政府”傳為笑柄。這使李士群恰如骨鯁在喉，必須一吐為快。一天，李士群、丁默邨等開會，商討對策。
　　他們認為應該來個雙管齊下：一是立即自己辦報；一是打掉那些報紙，使它從此說不出話來。
　　關于辦報人選，他們選中了人稱“鬼才”、頗有名氣的穆時英和劉吶鷗，他們認為這兩個人既和中統勾勾搭搭，又和他們暗通關節。
　　當時，《文匯報》的負責人徐鑄成等人知道汪偽政府的陰謀后,抱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聯合英方,成功地粉碎了汪偽政府的企圖。汪偽政府想迅速接管《文匯報》的陰謀失敗后,在進行《中華日報》的復刊和《國民新聞》創刊的同時,也仍然由穆時英在籌備《文匯報》,但尚未出版,他就被暗殺身亡。所以，所謂穆時英任《文匯報》社社長一事,僅僅是籌備時期的社長,而非正式的社長。
　　關于穆時英其人的研究，至今最大的分歧還是他被刺殺的原因。從史料上可知,穆時英先后曾經擔任汪偽政府控制的《民族日報》社社長、《國民新聞》總編、《國民新聞》社社長和偽《文匯報》的籌備社長。從這些情況來看，他被冠以“漢奸”的罪名可以說是名副其實，而其被懲罰的命運似乎也在劫難逃。實際上，他被殺的確是重慶國民黨軍統所為。根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新聞研究資料》記載，在29日“汪精衛就穆時英被刺一事打電話給《中華日報》編輯部,表示要堅決殲滅國民黨在上海的特務人員”。
　　《申報》館但是，1973年香港10月份的《掌故》月刊上發表了嵇康裔的文章《鄰笛山陽——悼念一位30年代新感覺派作家穆時英先生》,卻讓穆時英的身份和死因再次變得撲朔迷離起來。該文章說，穆時英真正的身份其實“是國民黨中央黨方的工作同志”,他是被軍統誤殺的。作者自稱是穆時英在中統的上司,穆時英返滬任職于汪偽報界是他親手安排的。如果嵇康裔的回憶屬實的話,那么,穆時英真正的身份應該是重慶方面臥底的軍統特工。汪偽政府完全有可能不知道穆時英的真實身份而誤認為穆時英是自己人，正因為如此,汪精衛才打電話給《中華日報》,揚言要報復暗藏在上海的重慶國民黨特務。認為穆時英是被軍統誤殺的人還以當時的新聞界反應為旁證。自從1940年6月29日《申報》報道穆時英被刺殺后,接下來的幾天內,上海幾十家大大小小的親重慶方面的報紙對此事卻沒有任何報道。而劉吶鷗被刺殺后報界的反應卻很熱鬧,這顯然是極端反常的。惟一可能的解釋就是國民黨自己的特務機關協調出了問題,發生了自己人暗殺自己人的丑聞,而避免家丑外揚的最好辦法就是保持沉默。另外，穆時英被刺殺那天坐的是人力黃包車，并沒有乘坐日本人為他配備的“凱迪拉克”高級防彈轎車，往日形影不離的兩名保鏢也未隨其左右，這在暗殺頻繁的偽上海時期是非常奇怪的。而比較合理的推測就是他之所以敢只身一人乘坐黃包車,也許他正自恃是中統特工，國民黨方面不會襲擊他,但未想到還是被軍統誤殺了。
　　認為穆時英可能是中統特工的另外一個證據來自他的身世、早期經歷和作品。和在日本長大的劉吶鷗不同，穆時英并非一直都是游戲于舞場和賭場的紈绔子弟。他的父親曾經是位很富有的實業家,后因經營股票而破產,家道中落,這讓他很早就體會到了上流社會的黑暗和下層人民的溫暖，從而在他的心靈里播下良知的種子。他早期的文學創作也證明了這一點。小說《咱們的世界》、《偷面包的面包師》等都反映了他對窮苦大眾的悲憫和對上流社會的憤恨,帶有濃厚的左翼文學色彩。因此，有些人認為，與劉吶鷗相比,穆時英不太可能真心情愿地走上漢奸的不歸路。相反,他鼓吹“和平文學”,靠近汪偽政府和日本人,不過是為他日后成功地打入汪偽政府、為國民黨服務取得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