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中午，二時半，我敲響了房門。開門的是姚文元的三女兒。她是個中學生，正準備去上學。聽說我要訪問她的母親，便帶我走過小小的灶間，步入臥室。灶間里放著一大碗燒熟的梭子蟹。

　　金英剛從午睡中醒來，臉頰上有著枕席的深深的痕印。（她與二女兒、三女兒住在一起，大女兒已經出嫁了）她一頭短發，臉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顆痣，穿一件短袖細咖啡條子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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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共兩間屋，書櫥里堆滿書，床上鋪著竹席，家具很簡單。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談著，桌上正放著一份當天的上海《文匯報》。

　　金英不斷地唉聲嘆氣，幾度想哭。她的手不斷地摸著方桌玻璃臺板的邊緣。她早已不在原單位工作，調到一個很不起眼的單位，只是掛名而已，從未上班，長期請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曾獲準前往北京秦城監獄探監，見到了姚文元。金英記得，1976年10月6日晚上，姚文元在北京離家時，連帽子都忘了戴。金英拿著帽子趕出去時，姚文元已經上車走了。

　　金英出生于1933年4月28日，終年63歲。她的墓是在姚文元出獄之后的1997年7月建造的，上刻“慈母金英之墓”，下面署繁體漢字：“女金虹麗群繼紅婿浩岐殷偉圭章孫穎婷沐春冰聰金星”。不言而喻，為了避人耳目，女兒只寫名字，沒有寫“姚”姓。

　　墓碑是一塊黑色大理石，正面刻著四個金字：“真理真情”。背面刻著一首詞《蝶戀花》，雖未標明作者姓名，從詞的內容可以判定出自姚文元之手：

　　遙送忠魂回大地真理真情把我心濤寄碑影悠悠日月里此生永系長相憶碧草沉沉水寂寂漫漫辛酸誰解其中意不改初衷常歷歷年年化作同心祭從詞意可以看出，這是姚文元專為妻子的墓碑而寫的。墓碑正面刻著的“真理真情”，就是出自這首詞。

　　姚文元過去寫過類似順口溜式的詩。這首《蝶戀花》倒是他晚年的精心之作。詞中一連用了“悠悠”、“沉沉”、“寂寂”、“漫漫”、“歷歷”、“年年”六個疊詞。詞意隱晦，“漫漫辛酸，誰解其中意”，而點睛之筆在于“不改初衷”、“真理真情”——這是否表明，一直到生命的終結，姚文元對他自認為的“真理”，依然“不改初衷”呢？

　　據公墓負責人告訴筆者，他們當時并不知道這是姚文元妻子之墓，更不知道姚文元病逝之后，也安葬在這個墓中。他們后來得知，姚文元生前曾幾次到這里憑吊妻子。

　　在“反右”中嶄露頭角1931年，姚文元出生于作家之家。父親姚蓬子是詩人，也寫過小說，還翻譯過外國文學作品。姚蓬子曾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時，姚蓬子任執行委員。他曾與丁玲一起創辦左聯刊物《北斗》。

1932年，姚蓬子抱著一歲的姚文元去魯迅家中拜訪，魯迅寫了《贈蓬子》一詩，這是姚文元后來所津津樂道的——因為他在那么小的時候就見過魯迅。

　　不過，令姚文元沮喪的是，父親姚蓬子于1933年12月在天津被捕，并于1934年5月14日在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上發表《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聲稱“在懺悔過去的錯誤之余，我完全放棄過去的政治立場，脫離中國共產黨，自后決定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從此，姚蓬子以開設作家書屋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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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上海滬新中學地下黨支部書記孫志尚、冒金龍告訴筆者，1948年10月姚文元在滬新中學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姚文元聲稱父親姚蓬子是“進步作家”、“魯迅戰友”。

　　解放后，姚文元先是擔任共青團上海市盧灣區工委宣傳部副部長，后任中共上海市盧灣區黨委宣傳部理論教育科科長。

　　對于姚文元來說，1957年6月14日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這天，《人民日報》在第一版發表編輯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一開始就提到：“下面轉載的這篇文章見于6月10日文匯報，題為‘錄以備考’……”《人民日報》同時轉載了那篇《錄以備考──讀報偶感》。

　　《錄以備考──讀報偶感》是誰寫的？姚文元也。而《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則出自毛澤東之筆。毛澤東不僅注意到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的雜文，而且以那篇文章為由頭，狠狠地批判了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這下子，青年作家姚文元名震全國，一躍而為上海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反右派”領導小組成員。

　　從1957年6月14日到年底，短短半年時間里，姚文元發表了50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3天一篇。姚文元批判“右派分子”施蟄存、徐懋庸、許杰、流沙河、王蒙、鄧友梅、劉紹棠、陸文夫、徐中玉……一時間，姚文元博得了“棍子”之稱。

　　“無產階級的金棍子”

　　到了1958年，姚文元從“棍子”進而成為“惡棍”。這位27歲的“文壇新秀”，批判的鋒芒直指一大批文壇老將：駁巴金，批馮雪峰，斗艾青，罵丁玲……姚文元的“棍藝”被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市委常委張春橋看重。

　　1963年初，來自北京的“女客人”江青悄然南下。江青要以上海為“基地”，打造“現代京劇”（也就是后來的“樣板戲”），而當時柯慶施提出“大寫十三年”，與江青一拍即合。江青明確地對柯慶施、張春橋說：“我支持‘大寫十三年’！我來到上海，覺得非常親切。上海的‘氣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當作‘基地’！”張春橋則被柯慶施派去協助江青建立“基地”——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

姚文元成為“大寫十三年”的熱烈鼓吹手。1964年3月，他分別在《收獲》和《紅旗》雜志發表兩篇長文，貫徹柯慶施、張春橋的意圖：《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創造最新最美的圖畫——關于現代劇若干問題的研究》，《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長——談話劇〈年青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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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客人”對于上海這個“基地”非常滿意，1965年春節剛過又來上海。這一回，她找張春橋完成一篇重要的“大批判”文章，而張春橋則向她推薦了姚文元。姚文元騎著自行車來到上海錦江飯店。于是，江、張、姚多次在此秘密討論，寫作那篇“重量級”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誠如江青后來所吹噓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

　　1965年11月10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全國震驚。這篇“宏文”揭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從此，姚文元被稱為“無產階級的金棍子”。受江青“提攜”，進入“中央文革小組”。

　　姚文元接二連三地發表長文，寫了《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批判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寫了《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批判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寫了《評陶鑄的兩本書》，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連同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四評”是姚文元進入高層的“奠基”之作。姚文元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張春橋）。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姚文元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70年8月，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倒臺之后，姚文元接替他成為全國的“輿論總管”。

　　“四人幫”中最后一個離世1973年，隨著王洪文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王、張、江、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結成“四人幫”。“四人幫”實行“四結合”：江青的“旗子”，王洪文的“位子”，張春橋的“點子”，姚文元的“筆桿子”。他們在政治局里反對周恩來，反對鄧小平，曾籌劃著一旦大權在握，將作如下“分工”：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張春橋任國務院總理，王洪文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姚文元任全國政協主席。

　　1976年10月6日爆發的“十月革命”，把“四人幫”送進了囚牢。

　　“四人幫”中第一個離世的是江青，她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自殺身亡，終年77歲。接著，王洪文在1992年8月3日因肝病去世，終年58歲。張春橋于2005年4月21日因癌癥病亡，終年88歲，是“四人幫”中最長壽的一個。

　　姚文元在“四人幫”中最后一個離開人世。張春橋病故后不久，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終年74歲。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其病故之后半個月由新華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華社用簡短的篇幅報導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歲，于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6年10月刑滿釋放。

　　香港媒體披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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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社的此條消息是姚唯一的官方訃聞，不過港臺報刊和國外媒體卻多有報導。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說：“新華社消息出來后，美國《洛杉磯時報》等七八家媒體都有打電話來，我沒有接到國內媒體的一個采訪電話。”他認為，官方訃聞的發布是特意選擇了周五的下午時間，因為接下來是雙休日，以此避開海內外媒體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內中提及的“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顯然是指在下。

　　姚文元之死，為“四人幫”興亡畫上了句點。“四人幫”俱亡，然而“四人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永遠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訓，永遠值得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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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7月中旬，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鄧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這樣“三副一長”職務。會議還通過了《關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指出：

　　“永遠開除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王洪文，國民黨特務分子張春橋、叛徒江青、階級異己分子姚文元的黨籍，撤銷‘四人幫’的黨內外一切職務。”

　　在1980年，王洪文的弟妹們曾經獲準前往秦城監獄，探望王洪文。

　　王洪文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即王洪武、王洪雙、王洪全、王桂蘭。

　　王洪文的弟妹們，在王洪文飛黃騰達的時候，仍過著平常的生活，并沒有沾大哥的光。正因為這樣，在王洪文倒臺之后，他們也依然過著平常的日子，沒有受到牽連。

　　王洪武、王洪全在長春老家農村務農：王洪武在長春綠園區西新鄉開源村，王洪全在西新鄉百家屯。王桂蘭在吉林市，家庭婦女。

　　王洪雙在1958年參軍，1962年轉業到陜西省武功縣飛機修配廠工作。

王洪文的弟妹們接到通知，趕往北京。他們在秦城監獄見到了長兄王洪文。見面的時間總共四小時──上午兩小時，下午兩小時。

　　這是多年以來弟妹們與王洪文唯一的一次見面。

　　王洪文叮囑弟妹們好好勞動，好好照料母親。

　　1980年底，“四人幫”終于被押上歷史的審判臺。

　　數億中國人聚精會神，從電視熒光屏上觀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四人幫”的實況。

　　對于王洪文的審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判王洪文概況表日期    被告人   庭審主要內容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幫”  宣讀起訴書。

　　1980年11月24日   王洪文   “長沙告狀”。

　　1980年12月6日    王洪文   誣陷陳毅；指使魯瑛派記者搜集誣陷黨政軍領導干部的材料；策劃、指揮“上柴聯司”武斗事件；組織指揮上海康平路事件。

　　1980年12月13日   王洪文   組織第二武裝；策動上海武裝叛亂。

　　1980年12月20日   王洪文   法庭辯論。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幫”  法庭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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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論，在“四人幫”之中，認罪態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張春橋一言不發，瞪著三角眼，以沉默相抗；姚文元總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輕，至多承認犯了“錯誤”，不承認犯罪；江青則“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大鬧法庭，以至寫下《我的一點看法》相抗；倒是王洪文問一答一，問二答二，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早已沒有“造反司令”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氣。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查廳起訴書對王洪文的起訴如下：

　　“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王洪文積極參與江青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

　　“1966年12月28日，王洪文參與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傷九十一人。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組織、指揮了圍攻上海柴油機廠的武斗，關押和傷殘六百五十人。

　　“1976年，王洪文伙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在全國制造新的動亂。王洪文指使魯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們的意圖編造誣陷重新出來工作的領導干部的材料。

　　“王洪文伙同張春橋，以上海為基地，建立由他們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裝’，多次指示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加緊發展‘民兵武裝’，策動上海武裝叛亂。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條策動武裝叛亂罪，第一百零一條反革命傷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

　　1980年12月20日上午，王洪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作最后陳述(摘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卷》)，承認了自己的罪行：

　　我認為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在起訴書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實，以及大量證據，都是事實。在法庭調查過程中，我已經如實作了回答。就今天這個機會，我向法庭表個態。“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參與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活動，成了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犯下了嚴重的罪行。經過幾年來的反省和交代，特別是在公安預審和檢察院的調查過程中，我逐步認識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及我個人在這個集團里面所犯罪行的嚴重性。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在起訴書中以大量的事實，確鑿的證據，充分說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罪行是極其嚴重的，給我們黨和國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惡滔天。我是這個集團里的一個重要成員，我的罪行是大量的，嚴重的，同樣給黨和國家造成了重大損失。特別是我犯下了參與誣陷周恩來總理、陳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領導人的嚴重罪行，犯下了鎮壓群眾的嚴重罪行，犯下了組織幫派武裝，煽動民兵武裝叛亂等嚴重罪行。我在這里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認罪。我自己感到，由于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里邊很深，罪行嚴重，完全轉變立場還要有個過程。但是我有決心轉變立場，改造自己。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給我一個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機會。

　　1981年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王洪文作如下判決：“判處被告人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王洪文表示服從特別法庭的判決，并在最后陳述中申明了自己的態度。

　　關于王洪文為什么被判處無期徒刑，《國際新聞界》1996年第五期，發表伍修權撰寫的長篇回憶錄《回憶與懷念》中，透露了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的量刑和宣判的內情，其中涉及王洪文：

　　1980年，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的公開審判。6月中央成立一個由彭真同志主持的審判工作指導委員會(也叫領導小組)，作為中央對審判工作的黨內指導機構。我被推選入這個領導小組。

　　審判“四人幫”和林彪反革命集團，是黨和人民的一致要求。1980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特別決定，宣布成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

　　在如何判刑的問題上，是經過不少的爭論的。有人主張輕些，說將這些人養起來算了；有人主張重些，提出一定要判處死刑；也有人提出不輕不重的判法。可當時到處都是一片殺聲，這對我們也是一種壓力。在全體審判員會議時，大家同樣認為江青、張春橋等人死有余辜，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開始都準備判決殺，但反復考慮以后還是不行，一要顧及國內外的影響；二要設想后代人怎么看，不能以一種義憤情緒來決定。

　　我們充分陳述了自己意見后，很快得到了各審判員的支持，最后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即將江青、張春橋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別的主犯則分別判以無期或有期徒刑。王洪文還年輕，他自己就曾說過，十年以后再看分曉。對他判輕了可能還會出來起作用，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響僅次于江青和張春橋，所以將他判為無期徒刑。姚文元本來也應該重判，后來考慮到他搞的宣傳活動許多都是上面指示了叫他辦的，對他判重了就不大公道了，所以判了個二十年徒刑。

　　1981年1月25日上午，第一庭和第二庭的十名主犯全部押到一起，聽取對他們的判決。十名被告顯得十分緊張，他們也急于想知道自己將受到什么樣的懲處。江青盡管平時裝腔作勢，這時也沉不住氣了，當我念到“判處被告人江青死刑”時，還沒等我念出“緩刑二年執行”，她就慌忙叫喊起來。待我宣讀完對江青的判決，法警立即給她戴上手銬，這時全場破例地爆發出了一陣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由于江青企圖掙扎和還想喊反動口號，頭發也散亂了。我看到江青正想搗亂，立即下令道：“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當時我太興奮了，竟少說了一句話，應該在下令前，先說由于江青違犯法庭規則、破壞法庭秩序依法將她趕下場的。當全部宣判完畢，并由江華庭長宣布將十名罪犯押下去交付執行時，全場洋溢起歡慶勝利的聲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