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經歷的10大尷尬事 |
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也未必能夠保證一生都是順風滿帆，春風得意。所謂“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有些挫折、尷尬、困境甚至逆境、危機都是正常的。而高人與常人、偉人與凡人之間的區別，可能主要表現在面對逆境時的策略是不是得當，而他本人又能否作到笑對尷尬，并努力走出危機的過程中。
作為上個世紀中國最偉大的男人之一，毛澤東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但他堅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而不為各種艱難困苦所滯，并以其堅忍不拔的耐力、愈挫愈奮的毅力和絕處逢生的智力走出險境，并成就了一番偉業。
當然，有些尷尬，其浸入內心的某種苦楚，也許是無法撫平的。有的困境雖然走出，其對自己的傷害并因為自己采取的激烈行動而對別人的傷害以及對社會歷史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也可能是沒有辦法徹底消除的。
尷尬是一種精神上的緊張、不協調和矛盾的狀態，它由外界作用于內心而形成。承受這種尷尬并努力破除這種尷尬，確實是一種人生的大學問。
毛澤東因其較大幅度的人讓姿態對中國歷史的深入參與而遭遇著各式各樣的反應和作用，又因其性格上的孤傲和作法上的執著而受到相當的非議或抵觸。而且，明槍暗箭都會隨時襲來，這讓毛澤東的人生之旅無時不處在風險和挑戰之中。
毛澤東自有他一流的逆境攻略，那就是彈性有度，絕地反擊。整整五十五年的黨內政治生涯，他忍受著、化解著、騰挪著、運籌著、迎擊著、推檔著、接納著八面來風，并以其錚錚傲骨巍然屹立著。
本文試從毛澤東的一生中的十次相對嚴重的危機以及他對危機的處理中，感受毛澤東高人一頭的逆境攻略。
一、割據井岡山
毛澤東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理論是從秋收起義開始演繹的，但這一起義卻險些如稍早進行的南昌起義和稍晚進行的廣州起義一樣淪于失敗。
當時黨可以號召和發動的工農力量沒有原來想象地那樣大，以舊軍隊為骨干輔之于工農武裝的起義隊伍也沒有原來想象的那么有戰斗力，分散各處未經事先訓練和整肅的臨時發動的武裝也沒有原來想象的那樣富于組織紀律性。四個團中，第四團嘩，其他三個團在會攻長沙的過程中都遭遇了強烈的抵抗甚至反撲。情急之下，認識到攻打長沙簡直就是一次以卵擊石行動的組織者毛澤東選擇了激流勇退。整頓隊伍，養精蓄銳，生聚教訓，以利再戰，是他清楚地看到敵強我弱的態勢后的第一感。于是，在經歷了重大犧牲和挫折包括陣亡了總指揮盧德銘和把一個師四個團縮編為一個團（只有一營和三營）后，在進行了三灣改編后，在與井岡山的兩股政治傾向并不是如水一樣清澈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取得聯系并進行了相當誠懇和大方的公關交往后，毛澤東的部隊在井岡山設立了后方醫院，并有了一個可以依托、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基點。在此之后，七百人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東襲西擾，打下了井岡山周圍的寧岡、茶陵、遂川等城鎮，并建立起第一個工農政權。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個“圈子”（高崗語）或“山頭”（毛澤東語）初步創立。在這里的近二年時間，羅霄山脈中段的這個在當時還不是很有名的所在，居然在后來走出了共和國十大元帥中的五位（朱彭林陳羅）。
從攻打大城市敗退山溝，這已經是逆境。但是畢竟，毛澤東用工農武裝割據的策略保存并壯大了這支武裝并藉此開始了自己的軍事生涯。而且，通過在敵人力量薄弱的地區建立根據地的策略也確保了紅旗可以打得長久。從邏輯上而言，這本來是一次對危機的英明化解，即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可是，毛澤東的作法被中央認為是逃跑或軟弱，因為其沒有貫徹原擬定的秋收起義會攻長沙的計劃和目標。于是，他的中央正治局候補委員被免并因周魯傳言的扭曲而成為“無黨人士”的師長。這無論如何對毛澤東是一次重大的打擊。
但毛澤東沒有因此而消沉，他隨即組織了與朱德部隊的會師和整編，并在紅四軍建立之初就擁有了五個團的工農武裝。再與彭德懷的平江起義武裝會師后，曾經在中國革命史上威風八面并直接構成紅軍長征主力的紅一軍團和和紅三軍團的班底由此搭成。雖然在紅四軍七大上與朱德陳毅等發生較為激烈的沖突并并暫時退隱，但很快在中央（李立三和周恩來）的支持下官復原職并因為紅四軍九大的統一思想而讓“朱毛”紅軍逐漸發展為一支讓敵人分外頭疼的勁旅。在共產國際的名人錄里，朱德和毛澤東成為中國領導人最早享受上墻待遇的精英之選。
在井岡山適應并運用成熟的游擊戰爭法則在以后進軍贛南閩西并建立中央根據地的過程中也成為實用而有效的重要原則。中央大員們的分批進入以及在瑞金成立的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毛澤東任主席），在相當程度上認可了朱毛的割據哲學。毛澤東以他的忍辱負重和實事求是為中國革命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蘇聯道路的奪權道路。
二、寧都遭貶
比起鄂豫皖蘇區創始人許繼慎（北伐名將、葉挺獨立團二營營長）、曾中生等被錯殺的慘狀，毛澤東雖然也在中央蘇區受到了長達三四年的排擠和冷落，終于還能保留臨時政府主席這樣的名義和政治局委員這樣的發言權，并因為被賦予了隨軍長征的資格而同時擁有了東山再起的機會，應該算是十分地幸運。
在成功地率軍打退了國民黨的三次圍剿之后，在力主撤贛州之圍而在漳州指揮了一場漂亮的攻城戰之后，在紅一方面軍政委身份失而復得之后，在與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等的軍中磨合已經取得相當的效果之后，毛澤東先是在蘇區中央主持的寧都會議上被項英、任弼石、顧作霖、張聞天等貶去兵權，又在黨的總負責博古進入蘇區后因長期糾“羅明路線”而讓毛澤東再次退隱后門家庭冷落。后期進行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再也與“長于軍事”的他無緣。
可毛澤東在終于贏得了政治失意后的天倫之樂后沒有自暴自棄。他一方面抓緊時間養病、讀書和調研，一方面不時地對外界施加影響比如代臨時政府駁斥關于“伍豪自首”謠言、公開干預對肖勁光的審判、受周恩來之托去于都河考察“退路”等。
毛澤東終于承受住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加之于他的各種磨難，并因為個人在共產國際和紅軍中建立的不可低估的影響力，以及個人的積極爭取，而獲得了隨軍遠征的機會。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說，攜毛澤東長征，也是出于如果留下毛澤東可能會對留守的項英、陳毅不利的擔心。可年輕的博古沒有想到的是，心計縝密的毛澤東同樣會對他不利。
長征途中，同樣病中的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等三位在后期的長征中對博古們實現了全面奪權（毛取得了軍事上的發言權、張當上了黨的總負責）的三巨頭有了更多的交流機會。加上博古李德的慘敗，讓紅軍自出發前的八萬六千人一躍而減員至三萬多人，且長征策略機械而呆板，缺乏最基本的靈動，由毛啟動而由王稼祥具體聯絡、發起的遵義會議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召開，因為三人的大力進攻和周恩來審時度勢下的附和，大局迅速逆轉。毛澤東再次掌握兵權并因此而開始涉足更多的權柄。
被張國燾和王明等強烈指斥為“不合法”的遵義會議，在今天仍然有著許多神秘的面紗沒有揭開。但是一方面，毛澤東東山再起成為不可更易的事實；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在黨務上的脫穎而出表示了認可，這就從根本的意義上確認了遵義會議的既成事實。
從湘江戰役中敵方戰報中相對擴大的數字加總也不超過五萬情況和王明所稱的諸多損失都是開了小差的說法來看，再對應于劉英口述中所說長征前的大規模“擴紅”，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紅軍在突破湘江之后大量減員，非戰斗減員的成分很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損失慘重的紅軍，在長征前進行了對蘇區的極大規模的擴紅行動，從而使得紅軍主力的紅一、三、五軍團的人數都達到了二萬人左右，這其中有著相當數量未經有效訓練和教育的新參軍戰士。在逐步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轉向外線后，許多新戰士因為貪戀故土并感到前途渺茫而選擇了回歸老家，這應該是長征初減員很大的一個原因。
但不管減員的具體結構如何，湘江之戰后博古因壓力過大而心思重重的精神狀態顯然讓毛澤東的反擊減少了許多對抗。在遵義會議上，雖然有一些人如鄧發表示了中立，但很少有人為博古李德做激烈地辯論和抗爭則也是事實。李德一怒退出會場，不僅對保住博古無補，反而讓那些政治局委員和軍人增加了對他的反感。凱豐倒是為博古辯解，但可惜他的論據太容易駁倒而只好說出“走著瞧”這樣基本上等于是認輸的軟弱之詞。
寧都遭貶時對毛澤東做出不利決策的幾個人，有的（如項英、任弼石）不在遵義現場，有的（張聞天）已經倒向毛澤東，有的（周恩來）同情毛澤東。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成為政治局常委和協助周恩來抓軍事的助手（后來這種主輔關系逆轉），大大地洗雪了“前恥”。
三、毛兒蓋難局
在后來接受斯諾在保安的采訪時，毛澤東坦陳在與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會師并險些遭遇兵強馬壯的四方面軍的挾持的那段時光，是自己最為黑暗的日子。老資格的、曾經被推薦為陳獨秀的接班人的、黨的六大上合法選出的政治局委員（紅一方面軍中只有周恩來與其同為六大選出的政治局委員長）、黨的創始人中唯一接受過列寧接見的、擁有八萬大軍的張國燾，成為剛剛從年輕的博古和不通中國國情的李德手中取得兵權的毛澤東面前的一道厚重的高墻。
疲師而來的毛澤東們不得不做出一次次讓步。張國燾成了紅軍總政委，他的屬下陳昌浩、周純全成為中央委員，紅一、四方面軍混編，一方面軍的密碼本上繳，軍閥習氣和機會主義思想濃厚的張國燾開始無視那個有嫌文弱的中央（周恩來性情隨和且有病在身、張聞天生性軟弱、博古元氣未復且年輕氣盛、毛澤東不愿意把關系搞僵）做出的那個北上的決定并認為南下四川有利可圖。經多次爭取無效，并意識到張某人的險惡用心，失望的毛澤東們只好率一三軍團單獨北上。這一無奈的選擇簡直可以用丟了夫人（楊尚昆夫人周伯釗）又折兵（五軍團和九軍團）來形容。而且，毛澤東率一三軍團不辭而別北上，還被張國燾、李特等污辱為“逃跑”。
但后來在哈達鋪發現的陜北有紅軍活動的消息大大地證明了毛澤東們的英明。而挺進陜北并接近抗日前沿的說詞顯然與已經越來越高漲著的全國抗日高潮合拍。另外兩個因素也讓成功地驅逐了毛博張周后志得意滿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張國燾大大地失分:一是四方面軍經營四川失利，兵力大損，相比于經過了東征西征后大大擴充了的新的第一方面軍而發言權大折；二是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極力協調一四方面軍的矛盾并呼吁會師后的二四方面軍北上。
西路軍的慘敗讓張國燾與毛澤東進行競爭的資本大傷。作為會寧會師前后寧夏戰役計劃的一個行動，張國燾的二個軍渡過黃河后因國民黨軍的分割而使之逐漸成為孤軍。這支擁有二萬一千人且包括了原第一方面軍的五軍團（董振堂為軍長）、在張國燾手下大將徐向前和陳昌浩指揮下的西路軍在以后的作戰中被擁有騎兵之利的馬家軍擊敗甚至基本上殲滅。徐陳化裝逃脫，董振堂犧牲，只有李先念率幾百人到達甘新交界處的星星峽而得保全。
在這種情況下，張國燾當年與紅一方面軍會師時的軍事和政治優勢已經蕩然無存。在后來對他進行的政治斗爭中，他的威望大傷。極度失意的他最后選擇了叛逃，這一作法使得他與后來的王明、林彪一樣不再有被“平反”的一天。
就這樣，毛澤東再次以他的能“忍”渡過了危機，又以他強大的別開生面的能力而掙脫了對手的競爭。
四、王明挑戰
同時受到共產國際的委派和蔣介石的邀請而“從天而降”的王明甫一踏上延安的地面，就希望從毛澤東尚未穩定的陣營中分出大大的一杯羹。借著他的特殊身份，他也確實獲得了相當的影響力。成為黨內不分高下的五大書記（張聞天、毛澤東、王明、任弼石、康生）之一和與延安中曲分庭抗禮平分秋色的長江局書記并得到了如周恩來、朱德、博古等許多人的支持的人志得意滿，甚至在武漢做出了以毛澤東名義發表文章的舉動。
與這位欽差大臣的認識分歧一度讓黨內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亂。“一切通過統一戰線”的王明直接導致了新四軍發展中的畏首畏尾。而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毛澤東則暫時處于守勢。
毛澤東的觀望和不時的辯論終于收到效果。在武漢的行動有許多沒有得到蔣介石的認可使得王明的統戰之策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懷疑，而王稼祥從共產國際帶來的有利于毛澤東而不利于王明的共產國際指示讓王明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遭遇打擊。
王明留在了延安且越來越遭遇了整風的掃蕩。他曾經主持的長江局撤銷并分化為中原局、南方局和東南局。劉少奇、周恩來、項英三人分沾了他曾經的權力。
到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解散和蘇德戰爭的膠著兩大背景下，延安整風開始越來越指名道姓的對王明的清算。五十歲的毛澤東成為黨內負最后決定權的“主席”。王明在隨后雖一直是中共黨史的評論者，但已經不再對毛澤東構成政治上的威脅。
對王明的競爭，毛澤東再次使用了等一等、看一看、動一動的策略，并因了外界環境和路線實效性的影響而建立起勝勢。
五、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前后的毛澤東心情壞到了極點。
蔣介石是不是會投降日本人這一點判斷曾經讓毛澤東遲遲不能做出對路的決斷。如果蔣要投降，軍隊絕對不可以放任，主動出擊殲滅其有生力量是必須的，于是他要求八路軍和新四軍準備十五萬機動兵力備用。可蔣要降日，則國民黨對新四軍的包圍就可能順利地通過某些日占的鐵路和河流的這一顯性指標，又讓毛澤東為之困惑。
蔣介石在這個時候可謂威風八面，日本人、美國人和蘇聯人都在拉他，他在左右逢源中希望得到最大的政治利益和軍事收獲。即使是日、美、蘇的判斷也不準確，何況一直不能掌握第一手信息而只是根據外顯的跡象進行判斷的毛澤東呢。
只是汪精衛一派的投降反而讓毛澤東放下心來。他開始放棄了準備對付蔣介石的強硬對策而寄希望皓電和齊電只是嚇一嚇。他相對較為從容地開始處理新四軍軍部的北上問題。項英也開始因為毛澤東的猶豫不定而繼續拖延。就是在這樣的矛盾心境中，他認可了劉少奇的蘇北攻韓并因此而更加激怒蔣介石和顧祝同。
可當毛澤東發現自己的判斷可能失誤而蔣介石即使不降日也愿意與日本人保持不一定的默契以騰出手來對時限過后“違反軍令”的新四軍施以重擊時，他的著急心情不可言表。他發電要求項英迅速組織北上，并開始僥幸項英們能夠選擇到一條安全地北上之路。
當新四軍軍部期望先南下再東下然后達到北上目標時，他們發現自己已經處在七個師的包圍之中。“護送”迅速變成了“圍剿”，九千男兒被來了一次從戰法上看更象“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聚殲。
新四軍軍部及六個團成建制的被消滅讓驚魂未定的毛澤東怒不可遏怒發沖冠，他甚至要求山東八路軍包圍沈鴻烈、蘇北新四軍和八路軍包圍韓德勤予以報復。在蔣介石下達解散新四軍命令之年單方面重建新四軍軍部的作法也似決裂行動。
但是，冷靜下來的毛澤東又開始認為取政治上進攻的方式更為有利和有成算。配合著國際國內一片罵聲，*參議員拒絕參加國民大會的舉動讓蔣介石大為尷尬。而后日本人對湯恩伯部的進攻則更加讓他臉上無光。
失去了一個操作不利的項英和江南八千壯士（有一千多人突圍）而得到了一支在江北更加壯大和整備的新四軍，毛澤東有得有失。江南支點被奪使得后來的國共對壘的主戰場主要是在江北，陳劉主持新四軍軍各讓毛澤東的抗日策略得到更堅決的貫徹。
蔣介石也終于吐口“不會再有剿滅友軍之軍事”，十二條抗議雖然沒有實現，也終于算是打退了敵人的反共高潮。毛澤東從一種在很大程度上因為自己的判斷和指揮失誤而負出的重大損失中抬起頭來，得到了黨內同事們的支持而不是懷疑，這也讓他的自責減少而開始走出與國民黨破裂的雙敗危險。
如果說皖南事變前毛澤東還有若干可以商榷的決策，則之后他采取的政治上反擊的作法則肯定是絕對的英明。試想，如果堅持以牙還牙，最高興的應該是日本人，且國共之間的名義上的合作關系再也無法修復，且在國際國內，*人得到的同情也將淡化。更為緊要的是，縱使是日本人坐山觀虎斗，當時分散各地且以打游擊為主要作戰邏輯的*軍隊也沒有戰勝蔣介石的把握。
皖南事變大大地讓毛澤東尷尬了一把。不過，后來歸蔣介石尷尬了。毛澤東雖然損失了八千壯士，可在勢上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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