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朝野質疑東京審判“不公正”的幾種理由
審判者的手也很骯臟，“投擲原子彈的美國和撕毀日蘇中立條約的蘇聯不受任何譴責”
近年來，日本國內“大東亞戰爭肯定論”頗為流行，許多政客及民族主義旗手都將“大東亞戰爭”詮釋成是一場立意良善的戰爭，是一場為了驅逐西方帝國主義勢力、解救東亞苦難人民、打造大東亞共榮圈而發動的正義之戰。進而質疑東京審判把東條等人判為甲(A)級戰犯，并不是公正的審判。既然東條等人蒙受冤罪、為國冤死，其“英魂”理當合祀于靖國神社，而日本首相亦無不去參拜之理。2005年5月，自民黨眾議院議員、時任厚生勞動省政務次官的森岡正弘將矛頭直指東京審判和美國，一石激起千層浪。他說：“遠東軍事審判時單方面的審判，是占領當局隨意判定針對和平與人道的罪行。甲級戰犯的遺屬一直在領取養老金，在日本國內，甲級戰犯已不是罪犯了。為了顧慮中國而將甲級戰犯當成十惡不赦的存在，這種處理方式，令人遺憾。因為中日關系、日韓關系很重要，就批評靖國神社祭祀甲級戰犯是錯誤的，這種做法將給后世留下禍根。”（若宮啟文：《和解與民族主義》，上海譯文出版社，P25）
許多日本民眾也認為：“審判帶給把他們拖入戰爭災難的軍國主義者的是當然的報應”；但另一方面，作為東京審判的主導者歐美等國，其手也是骯臟的，其審判只不過是“勝利者的審判”：“投擲原子彈的美國和撕毀日蘇中立條約的蘇聯，卻不受任何譴責，其結果不是‘勝者王侯敗者賊’嗎?”實際上，東京審判確實只是審判日本的領導人，盟國方面的所作所為甚至連作為問題提出都未被允許。（大沼保昭著：《東京審判·戰爭責任·戰后責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16）…[詳細]
審判是“政治權力的工具”，被告選定、適用罪名等都從屬于美國的占領政策
東條英機在臨刑前曾表示：“歸根究底，這是一場政治審判。它只是勝利者的正義而已”。東條的說法或許不足采信，但對東京審判提出質疑者，也包括參與審判的印度籍法官帕爾（Radhabinod Pal），以及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當東條的辯護律師向美國最高法院提請上訴時，道格拉斯拒絕受理，其理由是：東京審判“完全是政治權力的工具”，而“不是一場自由的、獨立的審判”。
 東條英機被審判庭傳訊所謂審判“完全是政治權力的工具”，實質上是指審判受到美國戰后政策影響，即美國在東京審判過程對被告人的選定，適用法律、適用罪名等進行干涉。以被告的人的選定為例，其選定系依據美國“太平洋史觀”——“大東亞戰爭=進攻珍珠港=東條英機”。在這種史觀的影響下，造成審判對“官僚及財閥等人的責任未被追究”，忽視了日本對東亞民眾所犯的罪行。由中日韓學者所共同編著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一書，就直指東京審判的缺陷：“由于美國單獨占領日本，所以對審判有絕對的發言權。基于利用天皇的影響而順利實施占領的考慮，美國與天皇的親信及政治家合謀，以‘東條等陸軍軍人對戰爭負責’為由，使昭和天皇免除了戰爭的罪責。官僚及財閥等人的責任也未被追究。”日本研究者同樣認為：“（免去天皇責任）無論在實際上還是在象征性上，都大大削弱了東京審判的意義，表現出了東京審判具有的政治審判的性質。……天皇不僅沒有作為侵略戰爭的責任者受到追究，甚至沒有作為證人受到傳訊。這是因為美國為了順利有效地實施占領，根據占領政策上的判斷，認為天皇是一個非常有用的人物。而領會此意的基南檢察官，為了從東條那里引出免除天皇責任的證言，挖空心思地說教誘導，甚至到了滑稽的地步，這在今天已為世人所知。由此可以看出，審判最終還是從屬于美國的占領政策。為了實施占領政策，美國不惜無視最本質的問題，采取政治優先、權宜主義的政策。”（大沼保昭著；東京審判·戰爭責任·戰后責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26）…[詳細]
審判是“偽善鬧劇”，盟國以“陰謀”論罪日本，是有意淡化其自身的侵略殖民色彩
東條英機等23名被告，被判定自1928年1月1日起即互相串通，并開始執行他們宰制東亞及鄰近地區之“共同的計劃或陰謀”（a 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照判決書的說法，被告大川周明早在1928年以前，即已開始鼓吹日本應將東西伯利亞及南海列島、西太平洋納入其勢力范圍，并預言日本終將與西方勢力發生沖突。此后，約自1928年起，大川的這個陰謀變成了一小撮陰謀者的共同陰謀。從1928到1945年間，這一小撮陸續加盟的共同陰謀者，先與非擴張主義派系進行奪權斗爭，然后通過對國家機器的掌控，控制了日本國族的心智及物質資源。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實現既定的、共同的陰謀，為了發動“借以達成陰謀目標之侵略戰爭”。
日本研究者認為“陰謀罪”太過牽強、實難成立。批評者指出，“陰謀罪”在其母體英美法上已存在很多問題，將這樣一個概念用于國際法，且不只是適用于有關東軍蓄謀發動的九一八事變，而是總括性地使用與1928年—1945年，“是極有問題的”；此外，戰前日本政府、軍部方針存疑、意見有分歧，東條在戰爭結束前一年即失去權力，其內閣更曾一度設法與美國妥協，因此東京審判把日本的戰爭責任歸給一小撮互相串通的共同陰謀者，并把1928-45年間的一系列事件解讀成是陰謀之展現，這整個說法很顯然是一種十分簡化的、經不起檢驗的偽歷史，無法作為入人于罪的法律證據。
為何盟國當時要以“陰謀罪”入罪東條等人？美國學者邁尼爾在其《東京審判——勝利者的正義》寫道，美國早已決定要把東條等人當作代罪羔羊，要他們承擔個人責任，所以才會在子虛烏有的“陰謀罪”上大做文章；但這是一種非法、玩法、法外的政治操作，在國際法前完全不具合法性。邁尼爾指出：二次戰前的國際法體系之所以既未將“侵略”明訂為“罪”，亦未曾清楚界定出“侵略”和“自衛”之分野，其實正是因為強權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和法國）不斷抵制“侵略”這一概念之明晰化和非法化。美國為了在美洲稱霸，英法為了維護其海外殖民利益，都宣稱這類侵略他國的行徑屬于合法自衛，而不構成非法侵略。所以不難理解，日本民眾將東京審判視作為“既是把一切戰爭責任強加在東條身上的心理上的祭壇，同時又是無以復加地表現盟國偽善的鬧劇。”（陳宜中：《勝利者的正義？反思東京審判、政體改造及相關爭議》）…[詳細]
 東京審判現場。由于美國從中作梗，日本細菌戰戰犯無一人被審判。作為對立面，我們該如何看待日本對東京審判的質疑
從戰后美國改造日本的目的和效果來看，東京審判的正當性確實嚴重短缺
如前所述，東京審判之所以被日本朝野稱作“勝利者的正義”，是因為這場審判服從于美國的政治需求。如此，欲追問東京審判是否正當，則必須追問美國的“政治需求”，即其戰后對日本的“政體改造”是否正當。
追問美國對日本的政體改造行動是否正當，需要回答兩個問題；第一，“促使戰敗國歸正”、“限制日本軍力”是否確實是其主動機？或只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第二，改造的實際效果如何？關于第一個問題，歷史學家已指出，美國之所以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不僅僅是為了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同時也是為了向蘇聯提出“戰后日本乃美國勢力范圍”之警告。換言之，美國對日本的政體改造行動，可能從一開始即是以“扶植親美反共政權與獲得穩固軍事基地”作為其主要考量，而事實上，當“限制日本軍力”與美方的主要考量發生沖突時，讓位的往往是前者。譬如，美國支持由日本右翼保守勢力所主導的“五五體制”，就是為了防止東北亞的共產主義滲透，美國為獲得日本軍事駐防權與日本簽訂的“美日安保條約”，其支持者主要來自富有軍國主義色彩的自由黨與民主黨等右翼保守勢力。
“扶植親美反共政權與獲得穩固軍事基地”作為其主要考量，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即其對日本的改造的實際效果如何，亦可想而知。今日仍不斷美化大東亞戰爭、否認戰爭罪行、推卸戰爭責任的右翼日本，真的已經“歸正”了嗎？問題的答案顯然并不樂觀。由此可見，美國對日本的戰后改造，連同美國所主導的東京審判，將可稱得上是一種多方面受制于美國特殊利益、但正當性嚴重短缺的“勝利者的正義”。（陳宜中：《勝利者的正義？反思東京審判、政體改造及相關爭議》）…[詳細]
“審判者的骯臟”確實有損正義，但日本就算被美國黑吃黑，也無法消解其侵略責任
天皇未被究責、官僚及財閥的責任未被追究、美國濫用法律、東條等人被當成代罪羔羊、原爆的責任未被追究等等，這是東京審判確實存在的問題。之所以造成這些弊端，歸根結底，是由于審判多方面受制于勝利者的各種政治目的。無疑，東京審判的正義性在“黑吃黑”的大國博弈邏輯中大打折扣。日本朝野批判東京審判缺乏正義性，指責西方強權的違法與偽善，確有其合理性。但問題在于：這種所謂“日本只不過是被美國黑吃黑”的論調，并不足以（也不應該被用來）消解對日本帝國主義之批判——日本的帝國主義行徑，和列強的帝國主義行徑，本質是一種惡，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區別而已，正如大沼保昭所言：“原子彈的犧牲者將日本國民的罪惡集于一身，成為針對美國恢復心理上道義的對等性——應該說是不道義的對等性——的砝碼而被利用”，這種利用，其正義性又何在呢？
更重要的問題還在于，這種“黑吃黑”的邏輯，并不能對近代列強的帝國主義行徑，做出更深刻的政治道德批判。日本在東亞的帝國主義行徑，連同列強在全世界的殖民行徑，以及帝國主義勢力間的惡性競爭等等，都是需要深刻批判的歷史。一味指陳“日本被美國黑吃黑”，顯然無助厘清日本對東亞或亞洲的戰爭責任問題，甚至于“省略”掉了日本對東亞的罪責問題——在大國的影響下，東京審判注重日本對歐美的暴行，卻忽視了日本對亞洲民眾的暴行。對亞洲國家的受害民眾來說，東京審判何嘗又不是只能算是半個正義，正如《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所言：“東京審判側重于日本對美英作戰的罪行，而沒有考慮日本把臺灣、朝鮮變成殖民地的罪行。對‘慰安婦’制度等性暴力問題也沒有從正面觸及。至于731細菌部隊及使用毒氣的化學戰的責任者，也以把技術資料交給美國為條件被免于追究責任。”（陳宜中：《勝利者的正義？反思東京審判、政體改造及相關爭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