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大上，向忠發被推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常委會主席，一下躍居中共最高領袖的位置，應該說這也是歷史給與他的一個機遇。八七會議后不久，蘇聯要舉辦十月革命10周年慶典，作為共產國際的東方支部，中國組織了“工農代表團”前往慶賀，其中便有向忠發。工人出身、能言善辯，以及在工運中歷練出來的出色組織能力，這些都讓在遠方遙控指揮中國，不斷給中國物色新的領袖的國際領導們眼前一亮。而當此時，千里之外的瞿秋白在左傾錯誤思想指導下，使革命接連慘遭失敗，這讓國際領導對瞿秋白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領導很是失望，產生了讓工人干部取而代之的想法。兩相對比，他們一致選擇了向忠發。在路衛兵看來，這些所謂的共產國際領導們，悠閑地坐在會議室中，靠著聽匯報看地圖，決定著遠在千里之外的中國領導人的變遷，是非常可笑的，這也是中國革命連遭失敗的深層次原因之一。

1928年6月，在莫斯科近郊召開的中共六大上，向忠發毫無懸念的被推舉為中共最高領袖。客觀的說，向忠發是一個工人運動的好領導，但絕不是能駕馭全局掌控全局的將帥之才。他自幼闖蕩，沒有學習什么文化，更不要說什么理論，農村工作經驗的欠缺，以及尚淺的資歷，這些都讓他在復雜的國內革命斗爭形勢下感到手足無措。由于接下來還要參加共產國際的六大，新當選的7位常委，只有向忠發和蔡和森暫時回國開展工作，這樣實權便落在了蔡和森手里。

　　隨后蔡和森因為對“順直省委”問題處理不當而被免職，取代他的是政治局候補委員李立三。周恩來回國后，日常工作改由周恩來主持，1930年3月，周恩來去莫斯科匯報，李立三又成為了中央大權的實際操控者。李立三脾氣火爆，又曾經當過 向忠發的上級，毫無主見的向忠發便對他言聽計從，甚至在會上公開說：“立三同志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任由李立三去施行他那近乎狂熱的“立三路線”，使中共蒙受了比瞿秋白時期更為慘重的損失。也由此給瞿秋白的第二次復出帶來了轉機。

　　周恩來和瞿秋白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對李立三的錯誤思想進行批判，一直推波助瀾的向忠發，其見風使舵的本領再一次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在六屆三中全會上作報告時說：“我早就看出立三同志這一套做法有問題，脫離了中國實際，也沒有尊重共產國際的意見。”之后還請人代寫了《如何反對立三路線》的文章加以抨擊。

　　向忠發“大事面前不糊涂”，得以繼續留任頭把交椅，只不過實權又回到了瞿秋白手里。后來王明憑藉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的支持，在193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進入政治局，并取代瞿秋白而掌控中共大權。

　　這次向忠發又毫不猶豫的占到了王明一邊，再一次成功“衛冕”主席之位。在路衛兵看來，中國好些事情就毀在了這些只會說不會做，做了糗事還要胡說八道給自己臉上貼金的敗類們手里。而我們又不能不無奈的承認，這樣的人往往還會得到賞識和重用，因為世上并無神仙，喜歡忠言逆耳，只不過是自我標榜的一個美麗童話。我們先不說思想路線的錯與對，在當時的情況下，李立三也好，瞿秋白也罷，誰也是滿腔熱忱的想奪取革命的勝利，最可氣的是那些無能的庸才，卻對權力有著近乎瘋狂的渴望，他們只想擁有權力、享受權利，卻根本不會去想怎樣履行權力。

　　向忠發的蛻化變質只是時間問題。這種左右搖擺的墻頭草，永遠不會有真正的革命理想，就像現在司空見慣的所謂顯貴達人一樣，向忠發很快便沉醉于紙醉金迷的物質享受，還公開與妓女楊秀貞同居。為此中央不得不派任弼時的妻子陳琮英去密切關注向忠發的動向。在被稱為“黨內最危險叛徒”的顧順章叛變后，向忠發旋即被捕，并供出許多同志，就連陳琮英、楊秀貞也沒放過。

　　審訊時，楊秀貞堅決不承認向忠發是共產黨，于是國民黨便讓向忠發與她對質，向忠發無恥的說：“人家都知道了，你就都講了吧。”無怪乎周恩來后來這樣評價向忠發：“他的節操還不如個妓女。”向忠發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龍華警備司令部。警備司令熊式輝立即電告蔣介石：“已擒獲共產黨首犯向忠發。”蔣介石回電：“立即就地槍決。”行刑前，向忠發跪地求饒，要求見蔣介石一面。就在向忠發被槍決幾個小時之后，司令部又收到了蔣介石第二封電報：“暫緩槍決。”但一切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