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在湯爾和家中集會，討論因媒體大加渲染的陳獨秀嫖娼案而引發的風波。
近代中國有關政治人物的公德和私德問題,胡適先生對陳獨秀先在北京八大胡同嫖娼的一事就有他的說法:
胡適終身都相信，倘若陳獨秀一直留在北大、生活在那批信奉自由主義的“老朋友”中間，是不會思想嚴重左傾并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的。陳獨秀如不離開北大，后面的事情便都不會發生。倘仍是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應當不會去獨自散發傳單；即使去散發傳單，以北大文科學長的身份，恐怕也不會輕易被捕；即使被捕了，出獄后仍可回到北大。
因此，離開北大是陳獨秀個人人生道路的大轉折，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現代歷史的大轉折。而這一切，都起因于1919年3月26日夜在湯爾和家中召開的會議。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胡適便對這夜的會議永不原諒。16年后，胡適與湯爾和就此事在信中展開爭論。談到“3·26會議”時，胡適認為這個夜晚太神奇，太有魔力了。他憤憤地說：“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后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后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于此夜之會。”
同時，胡適主張把“公德”和“私德”分開，他在信中說：“我并不主張大學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張政治領袖不妨嫖妓，我覺得一切在社會上有領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謂‘公人’，都應該注意他們自己的行為，因為他們自己的私行為也許可以發生公眾的影響。但我也不贊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為來做攻擊他的武器。”但在湯爾和看來，無論留在北大與否，陳獨秀本人的個性，都決定了其思想必然走向左傾，甚至擔憂胡適等人非但不可能影響陳獨秀，而且反有受陳獨秀影響的可能。
北洋政府在國家動亂時期尚能平和地處理此等政治人物的誹文,現在中國人是否能比當時更寬容些政治人物的私德!
這個中國史上最神奇的夜晚，改變了中國四千年的走向，也成為世人爭論不休的、永久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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