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迪克指揮咸臨丸航海演習，于安政五年（1858）訪問鹿兒島。看到“穿著薄如輕紗的和服，披著濃密黑發”的姑娘們時，荷蘭水兵開始興奮起來，偷偷跟他說:“還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場景。就在這兒拋錨吧，我們哪兒也不想去了。”在1857年卡廷迪克就來過鹿兒島，那個時候“姑娘們美得無以言表的長發和巧致的發髻”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貝爾格一行人在到達江戶的第二天，便去街上閑逛，隨行的日本官員帶他們去了茶館。當然，那間茶館不是妓院，是名副其實的茶館。貝爾格說侍女們的乖巧讓人“驚嘆”。奧伊倫堡使節團乘坐的普魯士艦隊船長維爾納也深有感觸:“日本的女性都是那么清爽美麗，討人喜歡，我迷戀上了日本這塊土地。”
林道說:“姑娘們的牙齒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她們眼神溫柔，眉黛彎彎。美麗的鵝蛋臉、苗條的身材、端莊的體態、樸素優雅的舉止……姑娘們深深地鞠著躬，露出甜美的笑容，緩緩走近便成了一幅畫；而當她們從身邊跑過‘不停地說著對不起’，又儼然是一種美妙的聲音”。
斯溫森說:“與日本男人的丑陋完全不同，日本女性水潤的白里透紅的肌膚，濃密的黑發，憂郁的眼睛以及生動的臉龐，個個都是美人。……雖然個子不高但體形非常好，脖子到肩膀到胸部的部分簡直就是雕刻家的完美模特。而且手和腳小巧可愛，看著她們便理解了愛欲過盛的日本男人。”伯爾斯布魯克在江戶“遇到大名的女兒乘坐轎子在一群侍從的簇擁下經過”的場面，大名的女兒撩開簾子時露出的手和腕臂的美麗“我在歐洲都不曾見過”。
1874年至1875年在日本停留的法國海軍士官杜博（L.F.MauriceDubard，1854～？）也說:“日本女性肌膚的顏色不似歐洲人所說的黃色，至少年輕的時候不是。特別是在日本的北部，經常可以見到粉色的、白色皮膚的少女。那份可愛讓俊俏的巴黎女郎都不得不嘆服。從和服領子內露出來的部分幾乎都很完美——脖頸的線條，豐潤的肩膀，富于感官刺激的胸部”。只是據杜博說，“遺憾的是”，少女們“腰以下的部位發育太過稚嫩”，與上半身的豐滿不協調。而且斯溫森說，她們的美麗過了三十歲就不復存在了，三十歲以后臉上開始長皺紋，膚色也逐漸變黃，姿容很快就凋謝了。他認為這是由于過度洗浴造成的。包括林道在內的很多人都認同這種觀點。斯溫森還提到“日本少女到了十三四歲就完全成熟了”，如此一來“姐姐十五歲就做新媳婦”也就不足為奇了。當然，虛歲十五歲也就相當于實際年齡的十三四歲。
以上引用的種種記述，作為類似于日本美術對西方美術的影響的幻影，當然是無法否認的。他們的記述可以說是人類學性質的。杜博甚至對法國人認為的“日本不就是理想國嗎？那是四季常春、花朵美麗綻放、女人們不知抗拒的天堂”的日本女性觀進行了嚴厲批判。提利游記中的某些章節可以說已經成為人類學的文獻。“女性的皮膚幾乎和歐洲人一樣白。而且手臂、四肢的形狀很好看。雖然因為鞋子的關系，走路的樣子有些難看，但是總體來說是很優美的。特別是當她們坐下來說話的時候，她們的手臂的動作更是優美。濃密的頭發綰起并在腦后盤成大髻，上面插著各種金銀或是象牙的發簪，大有萊茵河流域平民少女的風情。頭發一旦綰好，用蠟固定，幾天都不會變形，就連睡覺時她們也會留意不弄亂頭發。少女以及男人的牙齒都很白，但是已婚婦女的牙齒卻黑得發亮。……女孩十四歲以前像天使，但到了二十幾歲就開始走下坡路。……他們穿的木屐是用稻草編成的，繩子穿過趾間將其固定。走路的時候，為了不讓鞋子脫落，需要壓低腳后跟，當然身體的其他部位也必須作相應的調整。因此穿這種鞋子走路的姿勢非常難看。趕路時，只能拖著兩腿搖搖擺擺地小跑”。
斯溫森也提到過“這種奇特的走路姿勢”，“穿戴整齊的小個子姑娘們漲紅了臉，想鉆進洞里藏起來似的一晃一晃地往前走。穿著高高的木屐是為了不讓泥巴弄臟了腳。因為每走一步雙膝都會接觸，所以很擔心她們會摔倒。過大的發髻看上去很笨重，似乎都快把她們的身體拽倒在地，看得人很不落忍。而姑娘們卻不在意，兩頰緋紅大聲笑著繼續走路，到達港口后她們露出了自己也覺得訝異的樣子。初見日本少女如此行走的西方人的感受也并非千篇一律”。在伊莎貝拉·博兒的眼里，日本少女是這樣的形象:“身材矮小的日本女人看起來似乎總是對自己有些不知所措。身體被和服緊緊包住，仿佛都邁不開步子，而穿著高高的木屐只能維持內八字的走路姿勢，因為負荷著厚重的發髻和巨大的和服帶子結，所以身子不由得向前傾斜。”
在歐美人眼里，日本女性的造型也并非都是美的。提利說，嚴格地說來日本女性不能算美，只是感覺好而已。卡廷迪克說，在日本停留期間，“讓我覺得真正是美人的只有幾個”。霍伯納說:“嚴格來說她們一點也不美。顴骨有些過高，眼角過于細長，而且厚厚的嘴唇缺少纖細感”，“但這些不能算是缺點”，因為“她們歡快、淳樸、賢淑、天生優雅”，而且“她們讓人感覺非常親切”。1888年至1889年，在華族女子學校任教的美國人愛麗斯·培根說，“那些長期在日本生活的外國人，審美觀不知不覺就改變了。看慣了身材矮小、穩重矜持的日本女人，就覺得自己國家的女性不夠優雅，甚至粗野而帶有攻擊性。”
其實日本女人最讓歐美人難以忍受的是染黑牙和涂抹大量的化妝白粉。提利說已婚女子的牙齒漆黑發亮，無疑說的就是染黑牙的事。自從出島荷蘭員的記述之后，這一有名的風俗幾乎讓所有歐洲人都深感厭惡。阿禮國就說過，染了黑牙的女人的嘴巴像是“開了口的墓穴”；斯溫森說“每次看到她們開口說話，都會不由得后退”。據斯溫森說，女人們也意識到了自己的丑態，于是有些年輕女子笑的時候盡量不讓難看的牙齒露出來，“那歪著嘴巴笑的樣子看起來有些奇妙”。
在有些有關日本的論述著作中，有人將剃除眉毛和染黑牙解釋為為了提升女性魅力。對此奧利芬感到難以置信。他認為這是女人為了明示自己已嫁作人婦的身份，為此她們不惜以犧牲自己的個人魅力為代價。這一看法也得到了其他很多歐美觀察者的認同。但是奧利芬還是感到困惑，如果讓其他男人覺得很丑，那么同樣在丈夫眼里也應該是不堪入目的。如此一來，她們的丈夫能夠滿足嗎？奧利芬得出結論，正因為日本男人不滿足，所以他們要納妾。
阿禮國向來喜歡漫無天際地思考，曾經冗長且離題的報告書就讓使館的部下頭疼不已。在這個問題上他也是不惜筆墨。他不僅對染黑牙感到無奈，對胭脂也是頭疼不已。以這樣的方式來丑化自己的女人們，多虧了她們口才了得，力壯如牛，才在男人和孩子面前保持住魅力。“在這個國家，女人為了保持貞潔需要如此來丑化自己，我們不禁要問，是因為這個國家的男人更加可怕，還是因為這個國家的女人更柔弱呢？”如果丈夫也有審美觀的話，這就要付出很大的犧牲來忍受妻子的丑態。只是因為習慣的力量，也有可能丈夫也喜歡妻子如此裝扮，但是如果假設成立的話，那么其他男人也應該會喜歡，如此一來也便談不上保護貞潔的意義了。阿禮國的思辨還在繼續，但多半恐怕屬于無聊的調侃。擔負著打開日本國門任務的外交官，卻把全部的推理能力用在談論異國女子獨特的習俗上，今天看來頗有些讓人忍俊不禁。奧利芬以及阿禮國們錯就錯在對于“貞潔”的理解過于現實，但也不能說完全偏離了中心。在進一步論述這一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講一講另一“惡德”。
貝爾格說:“妙齡姑娘有時滿臉涂得雪白，原本自然的面龐全然不見，看上去很丑，只有眼睛是醒目的。”阿禮國說，化了妝的女人們“就像是瑞典古老的‘顯現日’前夜的魔女”，“日本女性涂染胭脂，撲抹香粉，熱衷于涂到不忍再看的程度——是一種丑化自己的化妝方法。”與染黑牙一樣，關于日本女性涂厚白粉的記述也有很多，這里再舉一個例子。維爾納說:“中國女性只是抹鮮紅的口紅。日本女性卻不一樣，整張臉，脖子甚至肩膀都涂上白粉，臉頰和嘴唇抹得鮮紅。遠遠看去效果不錯，但近看讓人觸目驚心”。
少女涂抹化妝白粉與已婚婦女剃眉、染黑牙實則包含著同一個問題。斯溫森就洞察出了這一點。在他看來，少女們享受著充分的自由，“她們用說笑、喝茶、吸煙、化妝，還有就是參加各種祭禮來打發時間”，但是“一旦結婚，無拘無束的生活也便宣告結束”，“已婚女人就要盡到妻子、母親的責任”。換句話說，剃眉以及染黑牙“就是對自己已經完全拋棄了之前的虛榮心和享樂的心性的一種證明”。也就是說這種現象是一種文明中年齡階梯機制的表現，在本質上就如同馬賽族的年齡階梯制。充分地享受自由，甚至連離經叛道的出軌行為也被容許的馬賽族年輕男子，以某一天為界，就要變身成為用善辯的口才和準確的判斷力來維持部族秩序的長老。實際上，染黑牙齒并不能保護女人的貞操，它只不過是那些已嫁為人婦的婦女們在年齡階梯制的一種象征。當然，也許其中也包含著保護婦女貞操的意義。但貞操是不能靠制度來保全的。
阿部年晴說，馬賽人以及古基（音譯。——譯者注）人身上表現出的典型的東非年齡階梯制，是將人生按年齡分為幾個階段，并賦予每個階段以獨特的行為方式以及相應的權利和義務，而這又是一個生命的整體，同屬于相互依存的社會體系。也就是說，人生就在這種體系中按階段發展。染黑牙不過是女人屬于一定年齡層的象征，雖然其中也包含了貞潔的意思，但實際上沒有成為保護女性貞潔的制度性屏障。染黑牙與剃眉沒有起到像歐美人想象的使有夫之婦遠離異性誘惑的實體作用。染黑牙與剃眉的女性也有不一樣的性感，對男人同樣誘惑，我們可以從歌磨的春畫中知道這一點。這正如斯溫森說的那樣，這是女人從姑娘到妻子、母親的角色轉變，即在整個人生過程中向著完結邁出的新的一步的象征。
據阿部年晴說，馬賽族的姑娘通常會有三個戀人卻能夠相安無事。只是“這樣的自由只在割禮之前可以享受，一旦完成割禮結婚后，便要開始過為人妻母的家庭生活”。再結合斯溫森的記述，我們便可以對德川時期少女的生活狀態，以及有夫之婦染黑牙的風俗有個比較正確的認識。這一習俗是德川社會還存在著日本意義上的年齡階梯制的印證。而在農村，因還存在私通的風氣，所以少女們在結婚之前充分享受性自由，這是廣為人知的事實。而且青年團是年齡階梯制的典型代表，與馬賽族被稱為戰士的青年組織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當然，這個問題因社會階層不同而有較大的差異，我們不能一概而論。斯溫森說:“我們這些對日本這個國家還不是很了解的西方人，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如何才能對一般日本人的性格以及特征作正確而且仔細的描繪呢？對一個完全均質社會的描述尚有困難，更不用說混雜著多種要素的日本社會了。因為各階層間劃有非常明確的界限，相互之間社會地位完全不同，利益互相對立，因此很自然地這些因素造成了國民性格的多樣性。即使對某一部分的考察是真實合理的，但放在另一地方就可能是不適用的”。因此需要我們謹慎對待，但就現在談到的年齡階梯制這個問題來說，或許可以這樣來理解這種“不一致”:雖然在統治階層里也常常可以看到元服以及其他的風俗，但這種風俗更原始地根植于底層的民俗社會中。不過，這種年齡階梯制在德川社會存在的意義還是沒有充分闡明。
染黑牙和剃眉之外，納妾的風俗也讓人對日本女性的地位產生懷疑。斯溫森甚至疾呼:女性地位是“日本社會秩序中最悲慘的部分”。用豪吉森的話來說，“這個島國有很多真正的親情，對老人的關愛和對孩子的關懷，但只有一個人值得同情，那就是妻子”。因為她們不得不和妾生活在同一屋檐下。阿爾曼容也持有同樣的看法。“在夫妻關系中，妻子被放置在一個極其低下的位置上，讓人無限慨嘆”。張伯倫在《日本事物志》的“女性的地位”這一章中論述道，日本的婦女們“一直處于被男人掌控的狀態，因此擁有寬容心的歐洲人誰都會感到心痛”。因為“女人受到‘三從’觀念的束縛，而且丈夫可以隨心所欲地跟妻子離婚”。但是他又補充道:“認為日本女性實際上遭受虐待的想法是與作者的意圖相違背的”。在日本不存在伊斯蘭國家那樣將女人隔離的房間，也沒有要求女性裹薄紗的習俗。
有不少的觀察者感到日本女性的地位要比中國或是伊斯蘭國家高。格里夫就是其中的一位。“研究亞洲生活的學者來到日本以后，對日本女性擁有的地位感到很滿足。從中我們明白了日本女性要遠比東洋其他國家受到尊敬與愛護。日本女性被給予更大的自由，因此，她們顯得更自信更有尊嚴”。“女人不用裹腳，中下階層的婦女幾乎與美國婦女一樣可以自由地出入。”卡廷迪克也有相同的看法:“在日本，婦女與其他東方國家不同，一般會受到非常禮貌的對待，而且能夠得到相應的名譽。”只是不像歐洲婦女一樣好出風頭，她們心甘情愿地處于男人之下，“但絕對不會受到歧視”。
奧利芬也認為:“在東洋恐怕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像日本一樣給予女性那樣多的自由與享受的機會”。他的感覺是，日本女性的地位更接近歐洲。不過他說的“不能允許一夫多妻”是有問題的。但是，提利寫道:“一夫多妻盡管在法律上是允許的，但并沒成為慣例。換句話說雖然上流社會的男人有很多妾，但妻子只有一個。可以享有作為人質送給領主這個榮譽的只有妻子一個女人”。如此說來，他們感到納妾與所謂的一夫多妻是不同的概念。貝爾格說:“可以說明日本婦女地位高的最好的例子是她們擁有無限的自由，因此，她們可以去工作，可以參與男性的工作”，“這在其他東洋國家是不可能的。她們的舉止雖然端莊矜持，同時又天真爛漫、無拘無束，這種狀態只有在男女權利平等的關系里才有可能出現。”
在女性地位這一點上給予日本很高評價的觀察家們，當然不是站在歐洲婦女解放運動的立場上來評價日本的。如果以歐洲近代的標準來評判的話，僅依據日本女性地位要比亞洲各國高這一點絕對不是值得肯定的。如前所述，覺得日本婦女生活悲慘的觀察家也為數不少，而且那個時候，他們正是按照歐洲近代的標準來評定的。莫爾斯“從很多的地方意識到婦女地位之卑微，比如在乘馬車或是人力車的時候，丈夫總是站在妻子前面；走路的時候，妻子在丈夫身后至少四五英尺遠的地方跟著”。換言之，與張伯倫一樣，莫爾斯對女人隸屬于男人的這一事實感到很心痛。他感到“在我們國家非常平常的對婦女的謙讓、禮讓在這里幾乎看不到”。也正如卡廷迪克說的那樣，“日本人不知道要對婦人殷勤這回事”。
張伯倫記述道:“可以說日本的女性終其一生都被當成嬰兒來對待”。這恐怕是在與歐美女性——有著獨立人格，擁有與男人同等資格參與社會活動——相對照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皮埃羅·洛蒂將19世紀80年代的日本女性描繪成“不正經的”、“在人生最嚴肅的時刻也會笑”的“彈簧玩偶”。在強調她們的“腦髓重量輕”和“狡猾嬌媚的眼睛”時，他所說的跟張伯倫并沒有多大差別。張伯倫嚴厲批評洛蒂在《菊花》以及《秋天的日本》中，僅僅“以自我為中心、以沒有同情心的態度”去描寫日本，根本沒有抓住日本原貌。洛蒂本人在1901年再度訪問日本后，他看待日本的視角有了很大的改變，正如他在日記中寫的那樣:“十五年前無法理解的日本少女的魅力我現在終于理解了”。但是女人們舉止輕佻，“一生都被當做嬰兒對待”或者像是只知道笑的愚蠢玩偶也是很自然、沒有辦法的事。
洛蒂明治十八年（1885）在長崎與一日本少女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生活”。其實那只是用錢買來的同居生活。日本門戶開放后，有不少父母在條約港（treatyport）想把自己的女兒賣給外國人做妾。通過喬治·史密斯的記述，我們也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這一點。“在當地有兩名最先到來的傳教士，自他們到達這里的第一天起，登門拜訪的父母絡繹不絕，目的是希望收留自己的女兒，然后每月收取一定的同居費。”洛蒂對這種“婚姻”早已感到厭煩。對方是沒有任何“思想”的玩偶，而且“玩偶”脫光了衣服只剩下瘦弱的身體，他想到了逃跑。明治二十年代兩度訪日的奧地利美術研究專家菲希爾在他的著作里留下了與洛蒂幾乎相同的記錄。有一個德國人，這里暫且把他稱做庫爾特吧。他在日本居住了七年，并與日本女人生育有三個孩子，但他“對日本人已經厭倦透了”，所以想回國。他借口說必須離開這個“臨時的家”回到德國建立“真正的家”。庫爾特向菲希爾抱怨道:“日本女人就像玩偶，無法與她們真正相處。……你能找到與她們溝通的話題嗎？她們又能明白什么呢？”而菲希爾原本認為“日本女人就像是裝飾品”。
